然而，为梁启超说话困难重重。半个世纪以来的教育灌输“使得几代人都丧失了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的能力。”作为曾经的丧失能力者之一，作者写这本书，首先要战胜的是自己：“在我的意识里，有太多的与梁启超的思想和主张不能相容的东西，这些东西常常在我阅读、思考梁启超的时候跑出来，提醒我别忘了它的存在。……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因为对革命的崇拜和向往对我来说几乎是自青少年时代形成的、渗入骨髓的一种情结，一种诗意的想象，清除它犹如刮骨疗毒一般。”(《坦白与交待———回想〈梁启超传〉的写作》)

    正是经受了刮骨疗毒般的痛苦，作者才有了如下的感悟：“如果说写作《梁启超传》让我有所收获的话，那么，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现实情感、社会政治、思想理念等层面对革命进行了深入的再思考，使自己能在当下中国纷乱复杂的现实中找到一种比较理性的立场。有朋友开玩笑说，因为写作《梁启超传》，我变成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同上)

    任公归来否？问谁人，衣冠零落，浩歌曾有？少年中国多寂寞，可惜红肥绿瘦。又目断，几家逐臭，我最怜君闻鸡舞，到如今，不见经纶手。平生事，难回首。

    秋凉此夜惊雷吼，莽神州，江山万里，牛奔马走。尚有先生文章在，只把心魂相守。多少事，休说依旧，整顿乾坤终未了，夕饮冰，吾其内热欤，英雄泪，杯中酒。(《金缕曲·梁启超归来》)

    这是作者为此书填的词。任公殁后八十年，悄然来归。全凭作者四年来的“中宵起舞”和殚精竭思。他才以其卓越的工作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改良与革命，重新认识了梁启超。任公的启蒙事业，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