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托邦”中群体的冷漠、集体无意识和帮闲从很大程度上讲深刻地延续了鲁迅笔下对国民劣根性的有力批判。这是怎样一个堕落至令人不可思议的世界：无事可做的闲人、惹是生非的泼皮和挑逗欲望膨胀的妓女层出不穷。看客们不仅前呼后拥、争先恐后挤进妓女如林的万福巷观看迎神节目，也很识趣地、冷漠地旁观孙四房光天化日之下强暴长笙的悲剧上演。当然，他们也冷冷地看满身是血的刘老实持续他杀人的举措，一如冷血动物。如果从人性、正义、良知等准绳来衡量吉陵镇的集体道德水准，他们更无异于行尸走肉。
　　李永平不仅翔实透彻地写出了“恶托邦”内部腐烂不堪、丑陋邪恶的本质，而且仿佛还嫌恶得不够过分，因此，他也不忘记从外在救赎的层面反证了“恶托邦”的无药可救。从此视角讲，鲁保林不管如何回归正统，他也无法抵抗恶的攻击。知识原本是可以帮助一个人或社会摆脱黑暗与蒙昧，也能提升或改变人的社会地位。《吉陵春秋》中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子民们精神生活的神明则主要是天公和观音。当作恶多端时，当天酷热难耐时，人们总会不时提起天公开眼或者雷劈等惩罚。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过于缥缈的道德监控辅助或惯性希冀，至多起到了心理威慑作用。事实上，天公的冷漠助长了“恶托邦”的发展，它不开眼，根本就不是合格的精神依靠和裁判。观音，作为吉陵人最顶礼膜拜的神明，对“恶托邦”近乎无能为力。年年参拜观音的结果就是——“恶托邦”世界依旧吊诡重重。还有被嘲笑的耶稣。表面上看，教会学堂也可以培养自己的小学生，满口圣歌，操兵似的走过。但是，这更多只是表面。一旦触及了灵魂问题时，这些东西似乎并未真正显出本土化的威力。
　　某种意义上说，李永平是个永恒的旅者。海外华人传统中的离散意识和身份问题到了李永平这里似乎显得更加复杂，更加游移。甚至他的精神原乡也要被他丰富的现实体验切割、打散又星星般互相折射出熠熠光辉。但无论如何拼凑，李永平的旅行本土书写在精神上都是无法圆满的，为此“恶托邦”倾向、色彩可能也是一个永远的伴随，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种旅行本土的书写和意识显然超越了我们对某一固定本土的刻板认知，这恰恰也体现出李永平本土书写的别致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