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鬼和伶俐虫在《西游记》第三十二回（“平顶山功曹传信，莲花洞木母遭灾”）里细细摩挲着孙大圣递给他们的葫芦，它们看起来与自家大王的宝贝一模一样。行者在一旁巧舌如簧：“你这装人的，何足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在里面哩！……天若恼着我，一月之间，常装他七八遭。不恼着我，就半年也不装他一次。”

    妖怪的逻辑感并不比艺术家差，能“装天”的葫芦听起来自然比只能“装人”的葫芦更激动人心。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大圣暗地里召来一干外援，日游神夜游神五方揭谛神哪吒三太子齐齐出手，天一时黑一时白，假葫芦里折射着吞吐宇宙的幻象，哄得妖怪接下了这笔自以为精细与伶俐的交易。

    这肯定不是一个恰当的类比：大卫·米切尔的小说《云图》绝对算不上劣质的假葫芦，但它倒真有“装天”的野心，有一个似乎能囊括人类历史、吸纳各种既有文学样式的框架。我至今都记得刚刚打开这部小说时的欲罢不能，那种将要被杰作蹂躏的感觉一直持续到书翻过三分之二——当我发现截至此时，我的感觉仍然是“将要”而非“已经”时，才略感踌躇：六个发生在异质空间里的故事本身都或多或少地欠缺思维向度上的复杂性，本该统摄全局的“轮回”只是起到了串场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表达得远不如《生死疲劳》透彻），全靠对称的乐章式结构来建立“恢弘巨制”的错觉。不过，无论如何，米切尔具备一流的文体感，从黏稠潮热的十九世纪日记体到干硬冰冷的克隆人对话录，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不容易读出破绽；同时，比起大部分具备同等能力的作家来，他又足够年轻，能更敏锐地抓住当代文化的特质：今人对智识水准纵深度的要求，越来越低于对广泛度的期望。不难想象，沃卓斯基姐弟之所以要改编《云图》，多半也是看中了这“装天纳地，舍我其谁”的气势。

    当然，沃卓斯基姐弟要比精细鬼更精细，比伶俐虫更伶俐。毕竟，《云图》的文本中已经包含了大量现成的、适合改编的，乃至略显过剩的视觉信息，这一点就跟《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一样，电影的改编重心是技术问题而非另辟观念上的蹊径。看起来眼花缭乱的平行剪接（比如这个故事中打出的电话被下一个故事里的人物接到）和一人分饰多角的化妆术，其实也只是将原著中的两个技术核心——“故事层层套叠”和“轮回”——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影像优势而已。

    然而，当我在电影院里，连续两个多小时被这种“优势”密集轰炸之后，当我“遵照”编导的安排调动情绪时，当初在阅读小说时感觉到的轻微不适终于还是被放大了。在我看来，被影像“提亮”（highlight）和浓缩的部分，恰恰是小说的弱点而不是优点，对那原本通过四十多万字稀释的过于概念化的主题，编导义无反顾地做了加法。虽然情节设置和人物关系上的调整不多，可仅有的几处修改，都是为这种“加法”服务的。

    以小说中的第二个故事“西德海姆的来信”为例，写信人西德海姆的性向与性格一样优柔善变，充其量只是个三心二意的双性恋，与收信人思科·史密斯的暧昧情愫点到为止。本着实用主义的态度，他和作曲家维维安的妻女都有一腿，甚至最后的自杀也与维维安的女儿伊娃“有了未婚夫”脱不开干系。电影对同性恋情施以浓墨重彩，固然是因为如今的好莱坞风尚是无腐不成戏，但更重要的是为这个本来浪荡而遁世、似乎除了音乐别无信仰的天才增加一点更符合今时今日“政治正确”标准的“行为动机”——换言之，使这段本来仿佛略微游离于主题的故事不再游离，让“反同性恋歧视”跟其他故事中的“反种族歧视”、“反全球资本”一样，各司其职，统一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大旗之下。没错，小说确实写到西德海姆自杀前在塔楼瞭望台上的“夕照一瞥”，但这个细节是到了电影里才被渲染出泪点的，顺势接上这对同性爱侣在交响乐中砸瓷盘的重场戏（此处纯属电影编导的自由发挥），以饱满的情绪彻底拔高了整个故事的基调。由此看来，对“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究竟应该突出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米切尔和沃卓斯基的分寸感并不在一条基准线上。

    电影对于第五个故事的改动幅度甚至更大。为了让旗帜更鲜明，“革命”更纯粹，电影里的克隆人星美-451并没有像小说中那样，在临刑前来一段剧情的大反转。按照米切尔的设计，星美最后承认她“坦白的一切都是按照剧本进行的”，她自己很清楚地意识到这只是“一种戏剧制作”，并将其要点条分缕析：“联盟会在我之前就存在，但是它存在的目的不是煽动革命。首先，它能够吸引那种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人，让他们待在统一部能看到的地方。其次，它给内索国提供了敌人，任何一个等级社会为了维护社会团结都需要一个敌人……为了制造社会下层对新克隆人的终结法案，为了让废奴主义无人相信。”而她之所以肯配合演出，是因为“看一个游戏不能只看一局输赢……毕竟，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想法已经被复制了十亿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