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指出，轻易地卸掉历史的重负，摆脱自我的沉重的负担是有其难度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泰然任之既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它一方面是对客体的一种丰富的感受，另一方面在存在的神秘力量面前它又显示出一种谦卑的恭顺。人们在享受行为和姿态背后的深邃神圣的秘密时，难免会捉襟见肘，掉入虚无主义的泥潭。总的来说，二十年前的马原叙事，审美成了秘密的颠覆、沉默的反抗，以及顽固地拒绝的游击战术。艺术故事转向自身、成为一种抵抗社会秩序的姿态。此等叙事的革命及先锋的命运，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就是用枪口对着自己的脑袋。

三
    1980年代的马原，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占有了无法动摇的章节或段落。与同时代作家相比，他的小说文字不算多，但关于他小说的评论文字不算少，并且说法不一、意见相左。胡河清在1989年连续两年两次论及马原，他总结马原的小说为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主题，东方式的孤独和道家文化的智慧。他预言：“在马原的小说中，始终有一个‘寻找’男人的主题。我认为，在以后文学史上马原小说的地位，也许就是以masculine（男性的）风格见称的。马原的小说一开始就具有阳刚气概，而且他的关注点亦在男人。同时他的小说创作越到后来，小说的男人气息也越来越浓郁越成熟。”⑥很可惜，胡河清的预言不但没有实现，而且此等言论似乎早已失去了它的踪迹。胡河清并不同意把马原小说的意义归之为形式的革新或先锋，“马原从表层上看确实很难说有任何社会宣传的痕迹。但他的小说中却隐藏着我们民族血缘的深刻感受和忧虑。”⑦这一看法在当时的语境下有点孤掌难鸣，在以后的日子也难以发酵。在很多年以后，吴炫在他的演讲中，坚定不移地告诉同行及学生：新潮文学的另外一条线索，就是以马原代表的纯粹形式的写作。马原出场的意义，就是告诉你小说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看来，形式主义和马原的“江湖”地位是连接在一起了。

    理解基本上是历史性的，它总是卷进我所处的具体环境，而我又极力想超越这种环境，难的是这种超越经常是以失败而告终，它经常诱使我们渴望没有用的东西，这正像神经病患者陷入病态的饥渴一样。叙事形式的多种可能性被异端地挪用或加以改写，以便救赎日已僵化的单一叙事模式，这无异是一场革命。这是无法脱离1980年代文学语境的认知。其实，任何试图破除陈规的理论和实践在它们内部包含着、孕育着某种自我解构的手段，都热切地期盼自身丧失活力时刻的到来，破坏性的创新一旦成立，先锋的含义也随之消失，在这个意义上说，先锋的胜利总是伴随着失败一起到来。文学的先锋是崇高的，但其革命性总是随着语境的变化而逐步流逝。

    说起马原的叙事形式，有一篇评论不能不提，那就是吴亮的“马原的叙述圈套”。在马原小说的批评史上，这是一篇极具影响并屡屡被人提及的文章，尽管作者很少用文学专业术语，但其很多生动形象的阐释至今无人能及。比如说到叙述视角：“马原在此不仅担负着第一叙事人的角色与职能，而且成了旁观者、目击者、亲历者或较次要的参与者，马原在煞有介事地以自叙或回忆的方式描述亲身经验的事件时，不但自己陶醉于其中，并且把过于认真的读者带入一个难辨真伪的圈套……”“作为某种更为有趣的自我欺骗的补充游戏，马原还别出心裁地由经他之手虚构出来的小说角色之口来返身叙述马原本人。《西海的无帆船》中插入一整段姚亮的自我辩解和对马原愤然的指挥，这节外生枝的题外话产生了某种颇具恶作剧意味的滑稽效果，好像一个机器人被接上了电源有了自己行动意志以后开始蠢蠢欲动试图脱离和反抗制造它的工程师。”⑧吴亮的批评文字不仅自有特色，而且生动活泼，没有学究味却别有一种沉思，就是今天读来也是如此感觉。可惜的是，几十年下来，流传的只是“叙述圈套”这一说法，文章中更多有意味的话题渐渐地被人遗忘。诸如“预言和占卜是马原深层的渴望”；“马原的有神论即是他的方法论”；“解释他是以何种方式来接近他那个神的，比考辩这个神究竟是什么更有意思”；“他更愿意怀着某种虔诚去关注神秘”；“其中多少含有马原的自恋特征”等等。今天重提这些话题，不止是为了重返1980年代，就是针对眼前的《牛鬼蛇神》也有启示作用。

    吴亮的文章发表于1987年。一年多以后，王干的“马原小说批判”出笼，文章集中并强化了对马原近来小说的不满情绪，认为马原“非但没有能够继续丰富他的世界，在不断稀释他偶然得来的一点灵性和感悟，将他初期小说创作中隐藏的非现代因素膨胀到了俗不可耐的地步”。断言此类作家的宿命“也许正像一个人选择了生就是选择了死一样，这是马原以及‘马原后’作家们的必然归宿”⑨。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王干的文章也确实代表了一股否定的思潮。十年后，吴俊“没有马原的风景”作为响应问世。其间，马原本人似乎也承认，王干的文章具有穿透力，“我读后的头一个感觉是被谁用枪击中了”。重要的是马原的小说以后越写越少，直到中止，一搁笔就是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