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鬼蛇神》的出版，成为过去一年文坛的热闹事件。引起躁动的原因，无非是小说作者马原，在宣称“小说已死”之后的20年，重回小说。

    “我又回来了。能回到小说我自己也比较意外。”他说：写作时的“那种激动，那种热情，让我自己都惊讶”，“我回来了，又重新恢复了写小说的能力，让我特别开心。”马原的开心还不止于此。他最期待的不仅仅是重回小说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更期待当年的一群伙伴能借着此书的出版重新重聚，他们中有余华、苏童、格非、莫言、北村、孙甘露、洪峰…… 

    《牛鬼蛇神》出版后，先后获海南长篇小说大奖赛年度优秀作品奖、《当代》杂志评选的“长篇小说年度五佳”等奖项，同时也伴随着质疑的声音。小说的结构比较怪异，章节呈倒叙式安排，比如卷0《北京》，就是从第三章《大串联》开始，之后分别是第二章《革命》、第一章《革命之外》以及第0章《金钱或离别情绪》。故事的发展也并非按照时间顺序，而是跳跃性地进行。

    我有很强的小说写作的冲动

    读书报：当年您说过的“小说已死”，成为今天对自己最大的挑战。大家都很期待，《牛鬼蛇神》的出现是马原在向大家证明：小说还活着。您觉得自己做到了吗？

    马原：我的生活远离人群，住在山上，连网络都没有，对外界议论知道得不太多。听说有很多异议，批评我的声音也有。批评主要偏重我个人的变化，小说里面哲学的部分、思索的部分，在20年前我的小说里面基本看不到，现在有相当的篇幅以哲思和讨论的方式呈现。批评是别人的看法，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没有觉得小说跟我本人拉开距离后有多大缺憾——就像它是你的孩子，生出来后，过一段时间看，不会沮丧，没有遗憾。

    我说“小说已死”，真正含义是说作为公共艺术的小说已经死了。即便今天的小说成为博物馆艺术的新成员，也需要维系，需要更稳定、更长久的生命力，只不过越来越小众了，成为很多人的个人行为，不再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族群主要的消费方式。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消费品，现在对小说的喜好，已经不再是大多数人的文化精神消费品。

    读书报：在谈到重回小说的动力时，您提到两个重要人物：韩少功和格非。能具体说说吗？有媒体报道“2009年，马原应海南文联主席韩少功之邀，为长篇小说大奖写作”。如果是这样，写作似乎就显得功利。

    马原：韩少功说过，你对海南这么熟悉，我们举办大奖赛你得参加，也希望能起个带动作用，扩大影响，所以力邀我加盟。这是缘起。即便他不约，我也该回来了，因为我有很强的小说写作的冲动。在这之前，我写过剧本，口述已有十几年的历史，用这种方式写了几百万字。我不回避这个缘起。记者怎么描述我没办法，就像我们一辈子都在媒体的眼皮底下生存，媒体说的有的如你意，有的不如你意，我不计较，从来不和媒体打笔墨官司。

    生病以后，我和格非曾经聊到宗教话题。他很感慨，说如果你现在写东西，会有大变化，你现在关心的东西，是常人不会考虑的事情。他的话给了我很大鼓励，也许我在成为病人之后的思考，确实在写作的意义上，会有不同。

    韩少功和格非从不同的方向为我的小说写作注入推力。他们的说法对我而言是同一件事。我当病人的三年多的时间，积累了对生命、对泛生命（包括动物、植物）的思考，对众生的关心比对我自己的关心更多，到了疯狂的地步。这种关心有相当的深入之后，一定有表达的愿望。我是职业小说家，就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个人表达。我愿意以比较偏虚构的方式把我对世界的理解、对世界的重构还原出来。我不大信得过逻辑。我在小说中也讨论逻辑的话题，有时候，非逻辑反逻辑反而更有力量。就像美国黑色幽默派作家约瑟夫·海勒，他就是典型的反逻辑。我把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归纳成马原式。你为什么上厕所，这时候的回答完全是反方向的，你为什么不能上厕所，完全和逻辑没有一点关系。

    读书报：停笔20年，最终让您写作的契机是什么？

    马原：一场大病会让任何一个人成为哲学家，你有生死问题的时候，你不想你的生死问题是不可能的，一旦想生死问题的时候，已经变成哲学家了。我的肺有重疾，但是未最后确诊。因为在检查确诊时，我从医院逃出来。我想，如果确诊，我的生命就开始倒计时；如果不是，也面临生死问题，要接受化疗、射线，开胸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