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的时候,我有意把生病以后思考层面的东西拿过来。哪怕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也放在小说里。我不认为对小说有所消解或增长。我过去的小说一直偏重于形而上,不讨论不哲思,即便讨论,范围也比较小。现在阅读范围比二十年前更大,在这范围里有批评也不奇怪。我个人觉得,这个小说完成一整年,就小说本身而言还是没有一点儿遗憾。当然我现在身上带着大病,可能人生态度也会比较达观。我甚至不觉得这是坏事,20年前,30年前,我的小说在图书市场上,基本上口碑是一致的。这回有了相当的分歧,我很开心。我觉得一个小说有认真和不认真的阅读,有深度也有严重的误读,这是正常的事情。
我愿意你们是从未读过马原小说的读者
读书报:谈到《牛鬼蛇神》的创作,两次提笔,两次又放下。您觉得影响写作的有哪些因素?
马原:和大儿子的关系是原因之一。我们之间的摩擦出现在写作过程中,对写作妨碍特别大。甚至使这部小说差点夭折。还有,我离开小说太久了,究竟能不能写完,我在写作过程里信心不是特别足。这是心理积淀造成的。
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我是人生如意十常八九,如果有一二不如意,是和儿子的相处。对我个人而言,我复杂的一生,都还不错,能够做到游刃有余。仅仅儿子这件事,我有严重的挫败感。首先是我的问题,作为父亲是主动方,父子关系没能达到让我满意的好的格局,我负主要责任。其次是沟通。我很沮丧,至今都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种情绪差不多影响了我《牛鬼蛇神》的创作。我没有任何怨恨,一直在尝试修复父子关系,但是他拒接电话,不回短信,不回邮件,在非常少的见面里,他总是莫须有的指责,而他所提的基本是他还没有记忆时发生的事情。
读书报:小说中父亲与儿子的关系,也是真实的吗?你本人和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马原:我和父亲很像,年轻时都很倔。我当了父亲之后,特别理解我父亲,后来我们感情特别好。我这样一直浪迹天涯的人,做到了给父亲送终,也是个奇迹。当时我在成都拍电影,拍完本应回上海,突然特别想家,回家才发现父亲病危——之前我从来没想过家。我一下子明白过来,是我爸叫我。我赶回来,是给我爸送终。能在父亲走的时候,守在父亲身边,我很开心。可能我自己跟儿子的纠葛,也要等他到了当父亲的年纪,有一些改变。
读书报:大家都注意到《牛鬼蛇神》中有《零公里处》《冈底斯的诱惑》的一些细节包括人物的重复,争议也在这上面。为什么?
马原:我引用了三十多年前的小说内容,那时候的小说内容和今天要表达的,很多观点是一致的。我这么想: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面对的世界,和我在六十岁的时候面对的世界,我发现我的立场是统一的,也是这个缘故我才把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小说断片用到今天的小说里。我说过,我愿意你们是从未读过马原小说的读者。先前读过的,如果还有记忆,也希望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去读《牛鬼蛇神》。
读书报:但是也有很多人会揣测这种重复是否与写作能力有关。当年那句“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一下子印入脑海的深刻给读者带来的记忆太难以磨灭。
马原:对我的说辞有各种明显误解和贬损,这是阅读者自己的事情,我不在乎。也有人说马原没本事了,把过去的馍再嚼一遍,有这种想法的人,是根本没理解《牛鬼蛇神》写的什么——写的是神技,写的是神奇。在这事件里不可能不与神相遇。我把我三四十年里和神相遇的断片都拿过来,我用我自己的,没用莎士比亚、海明威,也没用托尔斯泰。对没读懂的人我没兴趣讨论,我愿意和读懂了这书的读者交流,只要你付出时间,一定会有真心得。
“先锋”诞生之日就已经解体
读书报:您怎么看当年的“先锋派”?
马原:准确地说,我们是当年在同一时间写小说的伙伴,私人关系很好。我们的写作开始于80年代,彼此熟悉,“先锋”这顶帽子,是在上个世纪末才戴上的,是文学史家根据历史发生的具体情形定位的,根本没有先锋运动这回事。当时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一而足。大家在归纳历史的时候,发现相似或相同的价值取向或方法论的追求,觉得以先锋概括论定更合适。但是真正戴上先锋的帽子是写作十年之上的时间,沉淀后才形成的。“先锋”概念诞生在2000年,这时候“先锋”已经解体了,我作为先锋一员早就不写小说了。
读书报:同一时期写作的伙伴,有的一直活跃在文坛,有的已经不再“先锋”。那么,您认为作家怎样才能走得长远?
马原: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讨论80年代的写作,那时候我们都年轻,那个时候的写作理想、对生命的理解,肯定比今天也相对积极和稚嫩,想象力和破坏力也比今天都好。我个人觉得,如果他们还在极富创造力的过程中,写什么真的那么要紧吗?就像前一段我读到方方的中篇小说《万箭穿心》,看这样的小说真是特别来劲——来劲,这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在五六十岁时非得装嫩不可?我们的写作过了耸人听闻的年纪,写能有效把握的故事,肯定是最佳选择,别做自己力不能及的事情,还想着一片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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