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从学生时代就喜欢玩大字报，据他自己回忆，生平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呼吁推翻满清政府，然后选孙中山当大总统，康有为做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张大字报至少透露了两个信息：一、主席学生时代就表现出了优异的革命天赋与强烈的革命冲动；二、这位日后超一流的权谋（政治学术语，无感情色彩）大师此时对于权力的认识似乎还处于很傻很天真的状态，至少还没有意识到“革命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他不知道当他在学校的BBS上发自己这份处男贴时，康梁为首的立宪派与孙文为首的革命派早已斗得势如水火。年轻的毛此时如果知道这一局面，肯定会疑惑：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干嘛不合作反而要争斗呢？一般的史家可能会归咎于康有为的顽固与愚忠，或者回答二者政见不同。但解先生通过考察梁启超与孙中山的交往史，发现了更深层次的答案：两派在领导权问题上没有可能达成一致。如果两派合作，则只能在君主立宪与革命排满中选择一面旗帜，如果选择君主立宪，就意味着孙文必须要放弃革命教主的地位而在立宪阵营中至少要屈居康有为之下，这显然是孙文无法接受的；同样，如果选择革命，就算康有为能摆脱对于光绪的愚忠，以他的孤傲自负，又岂肯屈居孙文之下？所以虽然经孙中山与梁任公努力，两派一度有合作的可能性，但还是以梁任公被康有为责骂、派往美洲而告吹。更戏剧性的是，梁任公经孙文介绍而认识了檀香山的华侨，但他却多少有些忘恩负义的将当地兴中会会员发展为保皇会会员，严重掠夺了革命派的财源，导致孙文大怒，两派因而势成水火。平心而论，孙文并非如国共两党宣传的那样纯洁似圣人，他这辈子玩的政治花招要远多于梁任公，但单论檀香山这次事件，梁任公办得确实有些不厚道。无怪乎直到任公去世后多年，当政的国民党才别别扭扭的给他发了份褒扬令。
    梁任公的政治生涯始于公车上书，止于扑灭张勋复辟。在这期间他亲历了戊戌变法、政变、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洪宪帝制、护国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巧合的是，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一个人，除了张勋复辟他没有条件参与外，在其他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梁任公颇有交集，以至于所有版本的梁任公传记，都回避不了这个人——袁世凯。解先生虽然只用了“梁启超与袁世凯”一章来集中探讨二人关系，但在梁任公与康有为、杨度、孙文、蔡锷等人的章节中，也都有涉及梁袁互动，对梁袁关系的论述在本书占的篇幅甚至超过了梁康关系。读者如果对梁任公有感情的话，阅读梁袁关系这段大多会十分憋气，因为在护国之役前，梁与袁每次交往的场景都是梁被袁轻松利用、玩耍。解先生对于梁任公一定是怀有感情的，因此才会有“袁世凯几乎可以说是梁启超的克星”的感叹。不过幸好，这种感情并没有影响到本书的客观。根据我的阅读经验，判断一本“研究梁任公”的专著是否客观，只需先翻开戊戌政变一章，如果作者破口大骂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那么这本书的作者不是见识短就是脑子里存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他的著作也很难做到客观。因为劫持慈禧这件事极为危险，性命攸关，维新派与袁世凯并非深交，却想当然地拉袁入伙。袁在得知后权衡利弊，将事情汇报给上司，倒也谈不上“出卖”。解先生同样提出了“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吗”的论题，虽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但通过资料还是含蓄的认为戊戌失败主要因为维新派在政治上太过幼稚，不能太苛责作为旧官僚的袁世凯。为学贵在客观公允，解先生在这点显然做到了。
    除了康有为、孙中山与袁世凯，本书还涉及杨度、蔡锷、章太炎、胡适、徐志摩等其他11位人物，这些人分布在政界、军界与学界，都是对近代中国深远的风云人物。因此，解先生《梁启超传》一书以梁任公为中心，打通了近代中国各类关键性人物关系，既客观详尽的描述了梁任公精彩的一生，又顺便勾勒出了一幅近代中国的风云图景，堪称佳作。当然，本书也不是没有缺憾：首先，梁任公一生交游广阔，肯定不是14位人物所能涵盖，比如梁任公与张之洞、段祺瑞、王国维等人的关系，本书鲜有涉及；其次，“梁启超与某某人”这样的命题，本身就很宏大，就像“梁启超与胡适”这样的话题，已经有人写出了38万字的专著（董德福：《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梁任公与其他人如康有为、杨度等的交往同样可以论述得很宏大，但限于篇幅，本书只能尽可能提炼浓缩，所以有时读起来仍不过瘾。另外，本书对于梁任公晚年的思想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质疑介绍的较少，收尾似有仓促。这些或许都有待于日后的进一步完善了。然而，无论如何，解先生《梁启超传》一书的问世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终于有一本能让人很有底气去推荐的梁启超传记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