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政客开出的空头支票。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正因为此，尽管他是一个失败者，尽管他的革命战略有不合理之处，他却广受爱戴。“人民”在他那里并不是用来欺骗人民的廉价词藻。他的信念与拉丁美洲哲学是息息相通的：哲学是人与所处环境的一种约定，人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历史负有责任。对于每一个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来说，他所处的环境，不是书本，而是他身陷其中的充满斗争的社会，是他周遭活生生的人民。

　　使命、牺牲、奉献，还会给穷人看病，这会令我们想起耶稣，想起圣徒。耶稣、圣徒是完美的，宗教是与幽默不兼容的，而格瓦拉并不是板着面孔说教的领袖人物。在《摩托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格瓦拉是天真善良而又浪漫可爱的，甚至还有点坏，会耍些小花招。根据他自己的记录，在旅途中，他在烧烤大宴上佯装喝醉偷偷地夹带红酒出来找地方私藏；他和旅伴靠着一张把他们吹嘘成“专家”的报纸在智利骗吃骗喝；他还借着酒劲骚扰有夫之妇结果差点遭群殴……这些细节都令人忍俊不禁。另一方面，这个坏小子也是极具热心和同情心的。他的目光常常落在那些底层人的身上：得不到救助的垂死老人、辛勤工作还要忍饥挨饿的矿工、在沉默中受压迫的印第安人、与世隔绝的麻风病人……唯有深刻的同情，才能写出这样的词句：“正是在那里，在那最后的时刻，在那些最远只能看到明天的人身上，我们明白了笼罩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生命中的极大悲剧。那一双双即将沉沦的眼睛里透出的是那一丝对谅解的渴求，以及对那份失落于空虚之中的慰藉不顾一切的追求。同样，他们的身体也将消失于笼罩在我们四周的那种无穷无尽的谜团之中。”

　　年轻时的疯狂，不管后来是怎样地被否定，必然会影响一个人日后的重大抉择。从格瓦拉后来的经历和著述中可以觉察到，青年时代的摩托之旅为革命事业做了铺垫。年轻的格瓦拉跨上摩托车，一路飞奔而去，远离有保障的优越生活，沿路了解到拉丁美洲大陆的民情。他在后来的讲话中说道：“要真正走近人民，就要与人民感同身受，就要了解他们究竟渴望什么、需要什么、感受到什么……”（1959年12月28日的讲话）当他的手与麻风病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时，当他俯下身来与又脏又臭的穷苦病人沟通时，他深深体会到“孤独”和“贫困”的真实滋味。这些举动与政客和慈善家的作秀有本质区别。献爱心的表演往往是居高临下的，施与者借助受施者的热泪感谢给自己增辉，而格瓦拉的视角则是与那些需要救助的穷苦人平齐的，在做出这些善举之前，他已经把自己和他们看成了一样的人，看成了应当与之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人。他知道，在麻风病人面前，“对这些可怜的人来说，把他们当成普通人看待，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把他们当动物看，这样的心灵礼物却是无价的”。尽管我对拉美的解放者把穷人神圣化的理想持保留意见，但比起大把撒钞票派红包的伪善，我还是更喜欢这种俯下身来与穷苦人感同身受的真诚。格瓦拉还曾说过：“我们不应当跑到人民跟前这样对他们说：‘我们来啦，我们亲自跑来关心你啦，我们要用我们的科学来教导你，把你的错误、你的没文化、你对基本常识的一无所知展示给你看。’我们应当怀着调研的热情，怀着谦卑的精神，来向人民这一巨大的智慧源泉学习。”（1960年8月19日的讲话）一个有良心的政治家，不论能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人民的智慧，起码应当在民众面前保持谦卑之心。

　　漫漫长旅中，追求正义、改变现状的理想在未来的革命家心中发芽。格瓦拉在亲眼见证了一个患哮喘病的穷苦老妇垂死挣扎的惨状后发出这样的慨叹：“在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感到完全力不从心，就会渴望变革，渴望消除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他进一步写道：“我无法预知目前这种建立在荒唐的等级制度上的秩序还会持续多久，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现在真应该少花些时间自吹自擂了，而应该多花些钱用于改善对社会有用的事业了。”既然寄希望于统治者无用，那只有发动革命才能创造一个新世界了。后来，在古巴，格瓦拉和战友们一起推翻了专制统治者，开始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新国度。

　　尽管古巴革命创造的新世界并没有成为革命者当初所设想的那个样子，但在革命高歌猛进的岁月里，大部分拉美知识分子还是对加勒比海上的那块土地寄予厚望的。古巴革命绝不仅仅意味着一个海岛上的革命，从马埃斯特腊山区走出来的蓄着大胡子的战斗者怀有把革命火种燃遍美洲大陆的理想。这种理想早已在年轻的格瓦拉心中生根了。《摩托日记》所记载的那一次伟大旅行，也是一次发现美洲之旅。

　　因为历史上的殖民统治和地理上的阻隔，拉丁美洲诸国呈现出各异的风貌，对彼此的了解还有待加强，更不用说在许多国家之间因历史遗留问题而持续至今的积怨了。对于阿根廷人来说，美洲原住民的文化是陌生的。在他们的建国史上，有过大规模屠戮印第安人的记录。无论是人种还是文化，阿根廷似乎都更接近欧洲而非拉丁美洲。在许多拉美人眼里，阿根廷人似乎总爱表现出一种优越感，仿佛他们是拉丁美洲的一等公民。对于格瓦拉和格拉纳多这两个雄心壮志的阿根廷小伙子来说，要了解拉丁美洲，必须深入大陆的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