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切·格瓦拉投身革命之前，他就拿起了照相机；在他从一个文艺青年转变为一个革命者的过程中，照相机并非可有可无，相反多少起到了某种枢纽作用；在对马埃斯特腊山中威名赫赫的格瓦拉司令的描写中，时时与枪相伴的，是书、哮喘喷雾器，以及脖子上挂着的照相机；当他放下枪，成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以及环游世界的革命形象大使时，他始终没有放下的，是照相机；在他牺牲后，被玻利维亚军方数十年视为禁脔的“战利品”中，据他儿子卡米洛讲，依然有12卷没来得及冲印的胶卷——直到现在，只有其中很少几张被公开，最后时刻他究竟拍了些什么，至今还是一个谜。

    卡米洛·格瓦拉是切的长子，这个名字取自切最亲密的战友、另一位古巴传奇式游击英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9月6日中午，当我们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旁边的 Hotel G，一眼就看见身形粗壮、留着小辫的卡米洛一个人坐在路边抽雪茄。切牺牲的时候，卡米洛只有5岁，所以问他关于父亲的印象，他的反应基本只有一个——摇头，他所记得的事情，还不如他姐姐、去年底曾接受过《外滩画报》采访的阿莱达医生来得多。

    不过卡米洛的身份之一是切·格瓦拉研究中心的秘书长，身份之二是已经走过13个国家16座城市的世界性巡展“摄影家格瓦拉”策展人，这使得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去获得最内幕、最详实的资料。尽管切于他而言基本算不上一个活生生的父亲，但对这个已成符号的人物，他的了解与感悟还是比绝大多数人来得深。

    所以，不妨让我们顺着卡米洛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展览所提供的线索，大致梳理一下摄影师格瓦拉和革命家格瓦拉之间可能的关系。

    初次漫游

    展览上绝大多数照片是切50年代中期以后拍摄的，关于早年在阿根廷的生活，以及前两次“壮游”的照片很少。有两张自拍照是这一时期的，其中一张，切戴着帽子和墨镜，骑在一辆古怪的自行车上，肩上斜挎了一个备用的车胎，除了背包等一堆行李，车把手上还挂了一个相机包。

    有些报道提及这张照片时，称这是切在著名的“摩托日记”时期的留影，但其实图片说明里说得很明白，它是1950年在阿根廷拍的，而与格拉纳多一起骑摩托环游拉丁美洲，是1951-1952 年间的事情。1950年1-2月的格瓦拉，正处于他的第一次漫游中，目标是在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做一次4000多公里的长途旅行，坐骑不是后来绰号“大力神”的摩托车，而仅仅是一辆自行车。不过他自己进行了改造，装上了一个意大利产的小发动机。我们在照片里见到的，就是这个“四不像”的交通工具，据说顺风时它每小时可以跑25公里。

    切很早就开始摄影，他父亲格瓦拉·林奇就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这很可能深深影响了切，使得他从小就表现出对记录周围事物的浓厚兴趣。卡米洛告诉我们，小埃内斯托拥有的第一个相机，是父亲给他的一个塑料简易照相机，他用它拍了第一张照片。此后他换过不少相机，有的是向朋友借的，有的是自己攒钱买的。作为阿根廷颇有背景的门第之家，虽然到切的父亲这一代已经开始衰败，虽然那时候得到一架相机远不如现在这么方便，但切还是顺利地一直延续着他的摄影爱好。事实上，切的爱好极多，除了最重要的看书，还有驾机滑翔、打牌、高尔夫球、橄榄球、下棋等等，大都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随便涉足的。

    摄影也一样，不过其特殊之处在于，要拍到特别的、有意思的照片的想法，驱使这个上流社会的孩子逐渐走出自己的圈子，接触到更真实的底层生活。

    少年格瓦拉最喜欢的读物之一，便是当时拉丁美洲开一代风气、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学杂志《南方》（Sur），博尔赫斯、萨瓦托、聂鲁达、帕斯等大家都曾为它撰稿。

    由阿根廷女作家、翻译家维多利亚·奥坎波创办的这份杂志政治立场自由激进，在它的影响下，这位年轻的业余摄影家开始到潘佩亚的贫民区去拍照，亦步亦趋地遵循《南方》开辟的路线。

    然而真正感受贫困、接触深层的阿根廷，还是在第一次自行车漫游过程中。格瓦拉饱览了陌生的景观，品尝了穷困的滋味，并发现了一个新的人群：桥底露宿的乞丐、草原上的流浪汉、匆匆赶路的农业雇工、披着鲜艳斗篷的高卓人……他在笔记里写道：“要了解一个民族，不能只靠参观天主教堂、当地的神庙、博物馆或是什么圣母显灵地，这些只停留在表层。医院里的病人，监狱或警察局里的犯人，忧心忡忡的路人身上，才能表现一个民族的真正灵魂，要跟他们去交朋友。”后来切·格瓦拉常常谈起这初次的漫游。作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他下决心要解放整个拉丁美洲，但让他最先认识到拉丁美洲深重苦难的，还是他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