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数量最多的一组照片有16张，展现了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学校建设的全过程，内容从建设者（就是刚刚打完仗的游击队战士）住的临时帐篷，到学校建筑搭建的每一步，再到建成后的庆祝仪式和当地孩子灿烂的笑脸。这固然是要反映革命政权对教育的重视，但也明显可以看出格瓦拉自己对于建设工地上各种细节的个人嗜好。一方面是对历史古迹一贯的迷恋，一方面是对现代工业的满腔热情，这看似完全相反的两种审美趣味，却在格瓦拉的镜头里融合为一体两面。1961年担任工业部长之后，这种“革命美学”更是得到了完全体现。展览上有两组摄于这一年的照片，分别题为“工业发展”和“东部矿山”，总共达24张之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视角、取景还是构图方式，都与他拍玛雅文明遗址（以及第三世界历史遗迹）的手法一脉相承。对泛巴洛克式繁复奇异图案的嗜好，现在转移到古巴新建工厂的管道、机床、轴承、铆钉、塔楼、吊车、输送带上面，格瓦拉的“革命美学”于是得以将本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工业成就嫁接在一起。

    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

    展览中标注日期最晚的一张照片，是格瓦拉 1966 年的一张自拍照。

    那是11月初，他刚刚抵达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住进了科帕卡瓦纳酒店，身份则是化名阿道夫·梅纳的乌拉圭商人。切就此正式打响了自己的最后一战。差不多一年之后，1967年10月8日，在玻利维亚南部的尤罗山峡战斗中，切的游击队被政府军消灭，切本人受伤被俘，旋即被杀害。

    照片上的这个人，如果不是明确告诉你他就是切·格瓦拉，相信没人认得出来。全世界都熟识的那个乱发飞扬英气逼人的革命者，那个留着胡子叼着雪茄的游击队司令，现在变成了肥胖的商人，圆滚滚的秃脑瓜，只在两鬓留了些花白头发，看上去像是一夜间老了20岁。

    这张最后的自拍照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坐着的切将相机低低地放到膝盖之间，从门上的一面镜子里拍下了自己的映像。他是否多少已经意识到了，正如他为了游击战的需要而不断变换面容与身份，他留给后世的形象也将是多种多样、重叠反复、真假难辨的？当一部分人无限崇拜地称之为“人间耶稣”、“红色罗宾汉”、“完美的人”、“浪漫冒险家”时，另一部分人却把他看作给古巴经济带来深重灾难的失败者、审判并处死成千上万人的冷血杀戮机器、到处煽动叛乱的恐怖主义者。

    但有一点今天似乎已经取得共识，那就是尊崇或贬斥其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现代堂·吉诃德。他是理想主义的吗？是的，但这称呼几乎毫无意义。更多的钱也是理想，更大的房子也是理想，爬到更高的山上去也是理想，娶一个好老婆或嫁一个好老公也不是不可以称之为理想。而如果像我们现在所习惯的那样，为理想主义这个词赋予更加限定的释义，用来指代对高远而虚无缥缈的事物的憧憬与追求，那切·格瓦拉的首要的品质恰恰不是所谓的理想主义，而是一种真正的革命现实主义——他清楚地知道要反抗什么，知道怎么反抗，尽管事物并不都如他所设想，但他的目光从未脱离拉丁美洲的大地而去追寻天堂的踪影，他拥抱了马克思主义，只是因为那是那个时代引领拉丁美洲走出“百年孤独”、摆脱殖民压迫的唯一可行之路，否则，那么深刻地理解拉丁美洲现实的伟大作家们，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如卡洛斯·富恩特斯，也不会因了格瓦拉的一声召唤而争先恐后地拥到他一手策划创办的拉丁通讯社来效力。今天质疑格瓦拉的人，很喜欢拿甘地的非暴力来对比。但甘地同样明确警告过，如果在社会的不公义之前，你的非暴力是保持被动，那就只是一个谎言。1959年在印度访问的格瓦拉也触及了这一点。与尼赫鲁父女交谈之后，他在笔记中写道：“这种体系（按：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也许合适，但在美洲就行不通。我们的抵抗应当是积极的。”

    大约是1950或1951年的一个冬天，埃内斯托·萨瓦托，阿根廷后来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博尔赫斯的密友，《隧道》和《英雄与坟墓》的作者，正在阿根廷中部积雪覆盖的科尔多瓦山中隐居。这一年，他毅然放弃了前程远大的核物理学研究，退出了科学界瞩目的居里实验室和麻省理工学院，彻底投入文学的怀抱。同样是在这一年，一个熟读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热爱洛尔迦和聂鲁达的阿根廷青年，开始认真考虑放弃心爱的文学和所学的专业——医学，参与到宏大的拉丁美洲革命事业中去。这两个各自处于人生根本转折中的男人，在科尔多瓦群山中相遇了，一个四十出头，一个二十三四。1999年，88岁的作家在最后一部作品，自己的回忆录和“遗嘱”《终了之前》里，写下这次相遇：

    “那个冬天我们忍受零下十四度的气温，贯穿该区的乔瑞优斯（Chorrillos）河完全结冰，而我们的窗户连玻璃都没有…… 在山间一个平静的午后，我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医学院男孩，他在走访拉丁美洲的路上探视病人，一边医治病人，一边了解自己的命运。那个年轻人，今天所有最好的标帜都以他为象征，历史用切·格瓦拉这个名字来纪念他。”（《终了之前》P97-98，允晨文化 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