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那个冰天雪地的午后，“在路上”的格瓦拉有没有用手中的相机为未来的大作家留下身影，抑或让作家美丽的妻子玛蒂尔德为他们拍一张合照。即便拍了，如今也已消逝得如同从未有过一样。但这个“医学院男孩”给大他17岁的作家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并且他此后为革命所做的一切一定更深刻地影响了作家，以至半个世纪后，年近九旬的萨瓦托在总结一生的时候，依然用这个有过一面之缘的“永远的年轻人”来为自己不悔的选择做标注：

    “他舍弃舒适的生活，而投向玻利维亚丛林一个不可为而为的战斗…… 他曾为那个全新的人而战，今天我们则需紧急地把这种精神从历史的瓦砾中解救出来。在他最后写给父母的信中说：‘亲爱的老爸老妈，我再一次感觉到鞋跟后罗希纳提（按：指堂·吉诃德的坐骑）那马儿的肋骨，手持盾牌的我又要上路了。’于是他出发寻求里尔克所谓独特的死亡。那是他的伟大，也许有人会认为是幼稚、愚蠢；但是这种疯狂的英勇行为却把我们从正义沦丧中解救出来…… 是他们这些人指引我们走向生命重生的道路。”（P221）

    “这些为救赎人性而牺牲的人，请你们常常思念他们高贵的情操。他们的死给予我们生命的至高价值，并向我们开示任何障碍都无法阻挡的历史，他们提醒我们，人只有在乌托邦里才具有意义。

    只有那些有能力体现乌托邦的人，才经得起决定性的战斗，那恢复所有我们曾经失去的人性的战斗。”（P225）

    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如果我们想要从深渊中挣脱出来，还有比这样的理想更现实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