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上再次出现格瓦拉存世照片的年份，已是1959年。先是在革命根据地马埃斯特腊山脚下拉斯梅塞德斯地区的凯尼举行的盛大革命胜利庆典，站在主席台上的格瓦拉不仅拍下了台下欢庆的人群，还抓拍了两张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侧影。很典型的“格瓦拉风格”：相机随身，随手抓拍，对眼前的一切都兴致勃勃，但不太关心构图之类技术细节，以及拍完之后它们的命运。

    然后是关于萨帕塔沼泽的一组风景照，乍看就是对着一片泥滩、河湾、丛林随便按下快门，没什么目的，也没什么美感。但你要是知道两年后美国中情局策动“猪湾入侵”，重回前线的格瓦拉就是将那支古巴流亡者组成的雇佣军消灭在这片沼泽里的，或许就会佩服他的军事天才了——在“随手拍”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发现一旦“美帝”入侵，这里将是一个绝好的陷阱呢？

    1959年这个年份，是展览中照片最为集中的一个年份，革命胜利后兴高采烈的格瓦拉，似乎将他的摄影能量也一股脑发挥出来了。有两类照片让人印象极为深刻，而且两者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那就是他作为“革命大使”周游世界时的留影，以及他作为古巴经济的掌舵人，为古巴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工厂——拍下的颇具未来主义风格的照片。

    6月12日，与第二任妻子阿莱达·马奇新婚仅10天，格瓦拉就踏上了他青年时代梦寐以求的环游世界之旅。在西班牙短暂停留后，他来到真正的第一站埃及开罗。在那里，他买了两件很重要的东西：一台新相机和一台打字机。此后，在长达3个月的旅途中，他与纳赛尔、萨达特、尼赫鲁、英迪拉·甘地、苏加诺、铁托等当时世界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频频会面，以近乎政府首脑的身份受到各国隆重接待，也一路摆弄他的新宠物，在埃及、印度、印尼、日本、锡兰、巴基斯坦、南斯拉夫、摩洛哥、西班牙拍下了大量照片。尤其是展览上的几组彩色照片，包括锡兰和印尼的佛教遗迹、埃及吉萨地区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摩洛哥的古罗马遗迹等，尽管文化大相径庭，但某种共同的静谧而肃穆、孤独而傲岸的气息，历经千年流淌其中，被格瓦拉的镜头捕捉，通过光影完美地表现出来。

    拍这些照片时格瓦拉所用的手法，与四五年前拍玛雅文明遗址时如出一辙，显然他在大多位于第三世界的昔日伟大文明之间找到了共同点：它们各自发展出了自己富有装饰意味、充满某种泛巴洛克繁复雕饰风格的艺术——或许所有文明到达自己的顶点时都会发展出这样的艺术。如果说当年的格瓦拉受到印加和玛雅文明的震动，通过对拉丁美洲印第安土著文明盛衰原因的探究，找到了殖民主义这个最可恶的敌人，那么周游列国所见的这些残败却极具历史感的遗迹，在他看来显然可以很好地印证他的结论，并将其扩展为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命运与共同斗争目标。当他在旅途中写下《从亚非的视点看美洲》一文时，让他几年后重新扛起枪去刚果和玻利维亚打游击的基本思路已经开始形成，那个著名的宣言“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也已初现端倪。

    不过 1959年的格瓦拉还是更多沉浸在革命胜利的欢呼声中，眼前正在展开壮丽的未来共产主义图景。

    为了摆脱美国对古巴经济尤其是蔗糖生产的控制，农业的多元化以及更根本的快速工业化似乎是必由之路。和那个年代的每一位革命领导人一样，工业化本身在格瓦拉心目中就是革命性的，与之相关的各种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以及工厂设施，因此便具有了“革命美学”意义上的特殊美感。如果我们还记得20世纪初法国、意大利、德国、苏俄的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包豪斯主义者们是怎样用绘画和雕塑来热情讴歌工业现代化的，我们就不会奇怪格瓦拉如此热衷于将镜头对准日本的丰田工厂、南斯拉夫的水力发电站、巴基斯坦的大水坝以及古巴自己的船坞、工厂了。他对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正在酝酿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印象深刻，尤其因为这个和古巴一样的岛国尽管没有石油也没有煤，除了镍以外没有任何矿产，却能成功地发展重工业。他花了一天时间在广岛走了一个来回，拍了上百张照片，然后在笔记里写道：“我要说的话，都记录在4个胶卷里了。”展览中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广岛原子弹遇难者纪念碑，应该就是来自这些胶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