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中这一时期的第二类照片,便是格瓦拉的专业体育摄影,不过从中依然可以看出他越来越强烈的倾向性。比如对男子1500米冠军、阿根廷选手胡安·卡洛斯·米兰达(Juan Carlos Miranda)的报道,格瓦拉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拍了很多比赛现场照片,不仅因为他的这位“老乡”拿到了金牌,最后那张领奖照片,更是鲜明地凸显了他的“拉丁美洲意识”——获银牌和铜牌的均为美国选手,在领奖台上,他们分处米兰达的两侧下方,神情有些沮丧,而长相很“农民”、有点像混血高卓人的米兰达却站在最高处,两臂弯曲、紧贴裤缝,神情中满是执拗与自豪。“照相机是枪支的升华物”,桑塔格的话用在此时的格瓦拉身上最为贴切,他还不是一个实践的革命者,还没有拿起枪,但他用照相机“扣动扳机”,如约翰·伯格所说:
“‘扣动扳机’,运用在手枪与相机上,显示出一处超越机械层次的关联。相机所抓住的影像包含着双重的暴力,二者共同强化了同一种对比:被拍摄的瞬间与其他瞬间的对比。”(《看》P46,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7年版)
摄影师格瓦拉牢牢地抓住了那个富有象征意味的特殊“瞬间”——打败美国佬,让傲慢的美国佬仰视拉丁美洲自己的英雄。
最后一类,则是一组关于登山的照片。展览的中文说明不知为何将通俗易懂的 Climbing the Popocatepetl Volcano翻译成“上升的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其实这就是一组格瓦拉拍摄的他与另外4名同伴一同攀登波波卡特佩特火山的画面。这座海拔5400米的火山又名“烟峰”,位于墨西哥城以东40公里,是墨西哥第二高山,也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这次登山发生于1955年六七月间。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格瓦拉描述了登山的情景:
我已经登上了波波山,这是这座山的俗称……为了爬到山顶,我早就打算把命送在这儿。但是一个古巴同志的脚冻伤了,我为他害怕了,我们五个人才一齐下了山。那时,暴风平静了一点,又起了大雾,我们发现,我们差不多已经到了火山口的边上。整整六个钟头,我们就在齐腰深的大雪里挣扎。我们的向导要避开一条裂缝,倒迷了路……我是滑着下山的,一直往前冲!到了山底下,我的长裤已经没有了,我冻硬的脚缓了过来,但是脸和脖子都脱了皮,就好像在马德普拉塔的太阳底下晒了一天似的。现在,我就像个弗兰肯斯坦。
在这里,格瓦拉提到了“古巴同志”。事实上,一些前一年参加了菲德尔·卡斯特罗攻打蒙卡达兵营行动的古巴人,此前流亡来到墨西哥,格瓦拉便雇佣了其中两个人,为他冲洗泛美运动会的照片。他与古巴人的接触越来越多,直到7月“一个寒冷的夜里”,他与刚到墨西哥的卡斯特罗历史性地相会。这第一次会面,两人就整整谈了10个小时。
几天后,格瓦拉和女友伊尔达(很快他们就结婚了)租住的地方遭小偷光顾,很多东西失窃,其中包括相机和打字机。很难说丢掉相机在格瓦拉转向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起了多大作用,但一来他断定那是联邦调查局干的,这只能让他更激进,二来并不打算再买相机的他此后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古巴革命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巴约将军在桑塔罗萨牧场秘密进行的游击战培训中。这位哮喘病患者令人意外地成为魔鬼训练中的优等生,不仅常常徒步40公里、在查布特贝公园的湖里一连几个钟头划船、勤练徒手格斗,还有他最喜欢的爬山。波波卡特佩特火山,上一年因为意外未能登顶,此时成了他一次次征服的对象。正是照片中这座终年积雪的高山,见证了格瓦拉如何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
第三世界与“革命美学”
关于1956-1958年古巴革命期间,格瓦拉从军医到纵队司令的传奇经历,展览中没有相关照片。我们不知道他登上格拉玛号的时候是否带了相机,据卡米洛讲,在墨西哥的最后阶段,他确实又有了一台相机。即便带了,也必定在登陆后的惨败中丢掉了,当时格瓦拉甚至要在医药箱和枪之间作选择——他自己也认为那是一个重大时刻,他选择了枪——不可能留着相机。所以马埃斯特腊山中最初那个艰难时期,格瓦拉没有拍照的机会,也不会有那个兴致。但局势稳定后,据说是塞利亚·桑切斯托人给他带来了一台康泰时相机。
一位当时去游击区采访的记者回忆,格瓦拉回答问题时说着说着就会跑题,拿起记者的徕卡相机玩,跟他探讨焦距、曝光时间等问题,甚至想看看用长焦镜头能否拍到远处溪流边洗衣服的女孩,最后还问他要了两卷柯达彩色胶卷。只是无论此次展览还是更完整的切·格瓦拉研究中心图录上,都未见这一时期的照片记录。最大的可能,是动荡的游击生活使得那些照片都散失了。尤其是战争后期,切率领他的第八纵队挺进拉斯维利亚斯,整整两个月在敌占区的平原和沼泽间艰苦跋涉,这使得他丢失了所有的摄影器材,很可能也包括此前拍的照片。不过据格瓦拉的第二任妻子阿莱达·马奇回忆,切在攻打圣克拉腊时手上又有了一台“从未见过的长盒形状的相机”,并且还给他的战士拍照以振奋士气。从展览的视频资料中,还可以看到格瓦拉用这台相机为阿莱达拍的一张照片,她站在一节被游击队击毁的装甲列车车厢前,手持一支美式 M1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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