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伯格曾经讲述过自己的一段经历，那是1973年的爪哇，他离开雅加达，去山区旅行。“这是一个拥有500万人口的可怕城市。极其肮脏、贫困的郊区在铁路线两边无休止地绵延——这是一种被疾风浸透了的赤贫——离铁轨经常只有几英尺距离……从巨大的普尔曼式列车的窗口看到这些景象，几乎令人无法忍受。我周围的农民有的在闲聊，有的在阅读，有的则在做白日梦。我是唯一注视眼前景象的人。”

    在5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大地上游荡的切，所见到的种种情景应该与此非常相似，而他的反应，也应该和这位左派同龄人（伯格比格瓦拉大两岁）相去不远。伯格看到一群赤贫的孩子半裸着身子跟着列车奔跑，张开双手，带着桀骜不驯的目光，直到跑出数百米才停下来。“如果你是一个摄影师，而你被某些影像纠缠着，还有什么比把它们拍下来更好的法子来摆脱他们呢？”（《另一种讲述方式》P65，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7 年5月版）

    伯格把一个因太过于普遍而被人们彻底无视的悲惨现实固定在镜头中，借此他更深地体会与理解了“第三世界”的真实状况。“一切照片都有可能对历史有所贡献，在某些情况下，所有照片也都可以被用来打破历史对时间的垄断。”这也正是格瓦拉在周游拉丁美洲时通过手中的相机所做的。正如他后来总结这次旅行时所说：“在‘大写的美洲’之上的漂泊之旅改变了我，其改变之深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迈向革命

    1953年7月7日，距离上一次环游拉丁美洲之旅不到一年，一个月前刚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切·格瓦拉又一次上路了，这次的搭档是比他小一岁的儿时伙伴卡洛斯·费雷尔。谁也没想到——包括他自己——这次旅行会将他带向一生的最高峰。

    他们首先来到玻利维亚的行政首都拉巴斯，遇到了一位德国职业摄影师，教了格瓦拉很多摄影技巧，这使得他的水平有了不小的提高。接下来几年，他拍了大量照片，保留下来的也比较多，并且每卷胶卷都标注了拍摄的时间和地点。

    此次展出的有好几组，特别是羁留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期间拍的照片，让我们能够比较直观地了解这一时期格瓦拉观察视角和思想上的变化。

    标明日期为1954-1956年的这批照片，除了在渡船上乱按的一些即兴之作，大致可分成三类。一类是对拉丁美洲土著印第安文化，尤其是玛雅文明的关注，这个兴趣点明显延续自“摩托日记”时期对秘鲁库斯科、马丘比丘等地的印加帝国文明的深入研究。格瓦拉拍摄了大量玛雅文明的古迹遗存，其中包括墨西哥帕伦克遗址群的太阳神庙、铭文神殿、宫殿等，乌斯马尔遗址群的总督府、魔法师金字塔、四方女修道院、王宫等，以及奇琴伊察遗址群的椭圆形天文台、勇士庙、城堡（即库库尔坎金字塔）、人祭球场等（按：此次展览中相关部分的中文文字说明错漏极多，译名大多不准确，文中涉及这些专称时已作校对更正）。

    此外，在危地马拉，他也去了不少印第安土著的村落、农贸市场等，展览中有一组颗粒较粗、显得颇为朦胧的照片就是在那些地方拍的，不知这样的画面效果是由于当地湿润多雾的雨林气候使然，还是对正在消逝、背影日渐模糊的印第安土著文化的一种主观描绘。流连危地马拉期间，他还拍了不少巴洛克式教堂和城市风景，这些建筑显示了殖民时代西班牙向拉丁美洲传教的“成果”，既是“文化侵略”的证据，又不可否认在不同文明的冲撞、杂交下形成了新的创造力。

    通过对这些古文明衰落原因的研究，格瓦拉越来越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殖民主义，尤其是拉丁美洲独立战争胜利之后，替代了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在拉丁美洲推行“门罗主义”的美国。1954年，在危地马拉，格瓦拉更是实际经历了美国一手操纵的对阿本斯总统左翼政权的反革命颠覆，这让他痛心疾首，并从此对“美帝”深恶痛绝。如他自己在解释为什么作为一个“外国人”要跑去参加古巴革命时所说：“由于我的经历，我在整个南美作过长途旅行，以及最后在危地马拉的事件，所以用不着费什么力气就可以让我参加任何一个反对独裁者的革命。”

    1954年9月，格瓦拉离开让他极度失望的危地马拉，来到墨西哥城。几乎身无分文的他，在这里的最初营生便是摄影。那阵子，在切普尔特普公园，常常可以见到两个貌似在散步的年轻人，一个是又高又瘦但目光炯炯的白人，另一个则是古铜色皮肤的矮个子印第安人。

    那便是当起了“流动摄影师”的格瓦拉和他在火车上认识的危地马拉共产党朋友胡里奥·卡萨莱斯。

    格瓦拉脖子上挂着相机，负责向路人拉客拍照，卡萨莱斯则负责整理底板以及收费——价格很低廉，才一个比索一张。这在墨西哥是一门非法生意，不过格瓦拉也不是一味挣钱，看到好的镜头就会按快门，展览上有一张坐在公园草坪上的墨西哥情侣照片，就是那时候拍的。

    几星期后，在一位同情他的饭店经理以及一位大夫的帮助下，格瓦拉在一家医院的过敏反应科当上了助理。然而他的一生注定和摄影难解难分。来年3月，第二届泛美运动会在墨西哥举行，格瓦拉找了份第二职业，为阿根廷的拉丁新闻社墨西哥分社工作。当时他又管出版又管摄影，“一晚上只睡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