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基卡玛塔是智利的一座“魔山”，方圆几公里内满满地到处是铜矿，这种“红色的金子”是该国主要的外汇来源。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露天铜矿，景色十分雄伟：直径几公里的大盆地，20米高的台阶沿着内壁曲折向上，巨型卡车装载着成吨的矿石驶向冶炼厂，100米高的烟囱向万里无云的天空喷吐带硫磺的浓烟……然而格瓦拉并没有单纯地沉浸于宏伟的风景，而是在笔记上仔细记录了精炼黄铜的过程。从他后来在古巴东部的矿井、斯里兰卡提炼橡胶的现场等等都留下了记录环境和生产流程的照片看，在丘基卡玛塔，只要手头还有胶卷，他是不会不拍照的。而从日记中看，他的目光穿透了宏伟风景的表层，直达悲惨的现实：“最触目惊心的当属矿区坟场。坟场里只掩埋了少部分死者的尸骨，而绝大多数死于硅肺、矿井塌方以及矿山里的恶劣气候条件的矿工，根本无人收尸。”（P94）在他看来，矿工们的可怕处境，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佬老板”的愚蠢：“他们不肯多给可怜的工人几生丁的钱，罢工的时候，他们每天要损失好几千比索。”（P89）在这里，对美洲雄奇壮丽的大地的热爱，对赤贫的矿工的同情，以及对“美帝”的仇恨，已经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正是在丘基卡玛塔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格瓦拉首次与共产党人“亲密接触”。“在寒夜中的沙漠里，这对夫妇冻得缩成一团，瑟瑟发抖。此情此景便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实写照……这是我生命中最寒冷的夜晚之一。但同样是在这个时刻，我对这个至少对我来说全然陌生的人群产生了手足之情。”

    在秘鲁的库斯科和马丘比丘，格瓦拉被印加帝国的遗迹深深吸引住了。他总是在图书馆翻遍相关的书籍，了解了足够的历史背景知识，才去实地参观，这使得他差点成为颇为专业的考古学家。他一面赞叹这个伟大帝国曾经的荣耀，一面少不了给气势恢宏的遗址拍照，正如他后来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所做的。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严肃地探究库斯科覆灭的原因，对殖民主义的批判越来越猛烈：

    时至今日，征服者为了永久保持统治地位，像一群乌合之众一样肆意暴虐。印加民族作为统治阶级的年代也早已一去不复返，但时间没能摧毁他们谜一般的石街。白人侵略军破城后洗劫了这座城市，肆无忌惮地袭击印加庙宇。他们不但对覆盖在城墙上、代表着太阳神印蒂的黄金垂涎欲滴，而且还带着残忍的快感，将这个沉浸在悲伤中的民族的代表快乐和生命的象征换成了自己这个喜气洋洋的民族背弃了的偶像。印蒂的神庙被夷为平地，原来的墙砖用来修建新信仰的教堂：原来恢宏的宫殿现在变成了大教堂，原来的太阳神庙上建起了圣多明戈教堂，这是骄傲的征服者留下的教训和惩罚。然而愤怒不已的美洲之心不时怒吼、战栗，从安第斯山的另一侧传来震颤，以狂暴的痉挛侵袭地表。骄傲的圣多明戈大教堂的穹顶倒塌了三次，随着梁柱的断裂破旧的墙壁也一起裂开崩塌，但作为它们的地基，太阳神庙主体的灰石依然如故，无论上面的“压迫者”遭受了怎样的灾难，这些巨石始终岿然不动。（P158-159）

    漫长的旅程让格瓦拉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风土人情，对事物的“特殊性”变得很敏感。比如在马丘比丘，一般游客只会泛泛地赞叹其建筑的不可思议，感慨一下历史的变迁，格瓦拉却显示了更深邃的眼光：“这儿你很容易发现村子里不同社会阶级的区别，不同阶级之间的地盘截然不同，并或多或少与其他族群保持了一定的距离。”（P163）“受实用的世界观所限，北美来的游客可能会将旅途中看到的四分五裂的部落和这些曾经的城墙联系起来，而注意不到从伦理上分隔它们的距离。毕竟，只有半土著的南美洲人才知道这些细微区别。”（P164）可见虽然切是一个著名的“拉丁美洲人”，世界主义者，但他从未忽视过地方差异，也从未想过有某一套固定的教条能够在整个大陆通行。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格瓦拉又对拉丁美洲的另一个重要人群“黑人，这个令人惊叹的非洲种族”有了新认识。与此相关的是一段让人忍俊不禁的摄影故事，当时已经与格拉纳多分别的格瓦拉独自走在这座高海拔城市郊外“清一色的砖土小屋”之间，“偷偷看了看其中一座”：

    头发卷曲、乳房下垂的黑人母亲正在煮饭。一个约摸十五岁光景的小女孩在一旁帮忙……我问他们能否摆个姿势照张相。他们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除非我照完以后立即把相片给他们。我解释说我得先洗照片，但我只是白费口舌……当我继续和这家人谈话时，一个小孩溜出门和他的伙伴们玩耍。最后，我守在门外，手拿相机，假装把从里面探出头的人都拍下来。我们这样僵持了一会儿，直到看见之前溜出去的孩子无忧无虑地骑着自行车回来。我对好焦距，按下快门，但随后发生的事却不堪设想。为了不被照相机拍到，小孩突然转弯，摔倒在地上号啕大哭。这家人顷刻间全顾不得对照相机的恐惧，冲出屋门破口大骂。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掷石者，我惊惶失措，落荒而逃。身后爆发出阵阵咒骂声，其中包括最高级别的蔑视：“葡萄牙鬼子！”（P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