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很多知识分子受到打击。不过，因为王永年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翻译者，相对远离于政治，反而在时代的厄运中阴差阳错地寻觅到一方栖身之地。回首那段幽暗的岁月，王永年还是感慨不已：“‘文革’那些年，我过得挺安稳的。不是运气好，是人好啊！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你平时没有害人之心，能帮忙的时候帮人家忙，人家也不会下手来整你。但有人不是这样。最典型的例子，我们那时出个小错字就不得了的事情。比如说外文毛主席的毛是‘Mao’，打字机上‘O’和‘L’连在一起，你稍微手一滑，‘O’变成了‘L’，就变成‘Mal’了，‘Mal’就是坏的意思。真是不得了的事，反革命事件！造反派有一个头子，他就写成‘坏’了，你是造反派也不行，这是对毛主席不忠，要开批判大会。在此之前，因为我和他是住一个宿舍的，我就说这种事，人家比较容易理解，一字之差，很容易打错。他痛哭流涕地作完检讨后，反过来就把矛头指向我了，说，‘我这么错，王永年还轻描淡写，说只是一个字母之差，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知道我只是安慰一下他。” 

　　“文革”结束后，王永年更在工作之余，专心翻译他认为应该介绍给中国文学界的西方作品，而这些被引入的西方作家如塞万提斯、博尔赫斯等，对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的崛起，以及文学界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话语系统发生了重大作用。但在王永年自己的观念中，翻译仅仅是一种职业，没有那么神圣和高贵，他不愿意将翻译工作的意义过于拔高，这也反映了老一代译者的平常心，包括何兆武、杨绛、周作人等老一代作家和学者都是译作等身，但都将之看做很平常的工作。

　　王永年曾就翻译的报酬和方法对媒体说道：“翻译稿费一般是千字60元，翻译《在路上》也是按这个标准，翻一本书赚不到1万块钱。从1980年代起就是这个价钱，一直没变过，给翻译公司翻钱会多一点，一般都是商业文件，但要得比较急。翻译《博尔赫斯全集》，也就不到2万块钱，那本书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每天译一点，定时定量，一点一点啃。其实处理什么问题也都是这样的，烦得不得了的话，就先把它剖开来，分成几个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地做就不累了。”

　　王永年生前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及是否怀念上海时说，他很怀念在上海的学生时代和后来短暂的工作时期，“我那时住的地方是上海最好的地方，我做的工作是出版社工作，收入也很好。就是没办法，新华社要办西班牙语的广播，到全国去招，最后把我给招来了，待遇还差得多呢。” 

　　王永年的译作无疑在文学界和一般读者那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曾经的博尔赫斯迷、现在的《人民政协报》记者顾磊看来，王永年翻译的那套《博尔赫斯文集》，上面标明“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因其差劲的装帧，不时有书页从厚厚的书卷中掉出，随后被人胡乱地插回书中，因此，这套文集的小说卷在读的时候，忽然从这个开头走向某个残缺的故事高潮，然后又在另一个故事中收尾。出版社的失误造就了一本中文版的“沙之书”，同时也让人们牢牢记住译者：王永年、陈众议等。

　　顾磊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王永年翻译的博尔赫斯作品“几乎就是我们文学阅读生涯中的圣经”。他还揣测，因为出版社试探性地出书或装帧差的缘故，这套书印数少，但它摆在同学的书架上被多人翻至页面泛黄，仍旧是大学寝室内的最珍惜书种。“因为译者精准的笔力，当时大家几乎无法接受其余的版本。后来有一套蓝色的博尔赫斯全集盛行于世，翻译的水准较之王永年等人差得太远，如同过完沸水的蔬菜，苍白虚弱，失去了翠绿和新鲜，让我无法卒读。”顾磊说。

　　翻译当然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活，就像晚清严复翻译密尔、斯宾塞等人的作品那样，翻译的最高境界是两种文明或文化之间的对话。在顾磊看来，王永年先生等人的翻译，无异于实现了博尔赫斯在汉语中的重生。

　　大学毕业已经快10年的顾磊，仍旧无法忘怀大学时代经由王永年的翻译而痴迷博尔赫斯的情景。他在回顾这段文艺青年经历时，仍记得王永年翻译的那些精彩段落：“可以想象，翻译这样的故事需要怎样的理解和笔力。这也是我们在读了王永年等人的翻译之后无法接受其他译本的原因之所在。比如‘他看到粉刷剥落的砖房，宽大而棱角分明，在铁路边无休无止地瞅着列车经过；他看到泥路上的骑手；看到沟渠、水塘和农场；看到大理石般的明亮的云层，这一切都是偶遇，仿佛平原上的梦境’。这种文字将我们带入了现实与幻想的中间地带，正是典型的‘由实入虚’的博尔赫斯式描述风格，这是王永年先生带给我们的。”

　　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和王永年相识于1990年代初期，此后成为老朋友。王永年翻译的《在路上》等作品就是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回顾老友王永年的一生，赵武平用“造化弄人”来形容王永年等老一代翻译家——他们的命运在大的社会、政治面前是不由自主的，“如果命运给王永年更多的其他机会，他可能就不做翻译家了。很多因素把他变成了一个不敢有大追求而谨小慎微的人，做翻译成为他施展才华的秘密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