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中国第一位翻译名著《十日谈》的王永年老先生去世，让老一辈文学翻译大师中又少了一位。大师远去，而关于翻译的话题却因此而发酵。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近些年，中国翻译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谷。

　　有网友感叹说：“翻译稿费那么低，当代翻译事业要发展只能靠高帅富、白富美们无私奉献了！”如今，全民都在风风火火学外语，然而，好的译者却越来越青黄不接，好的译著也越来越少见。恶劣译品却充斥着市场，非专业的、不负责任地乱译随处可见。甚至，有些译者出一本书换一个笔名，完全不负文责。在出版多将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时代，文学翻译的严肃性越来越不重要。难道，我们的文学翻译进入了一个“比烂”的时代吗？

　　出版成轴心 翻译问题多

　　我在很多场合都在讲现在翻译出版领域的问题。翻译工作如果围绕出版轴心转，不是不可以，但会带来种种问题。在出版和翻译者的关系中，翻译人往往没有决定权。稿费太低，挫伤了译者的积极性。出版社为了抢时间，给译者的时间太紧，也会影响质量。当然，也有的译者水平有限。现在，出版社的编辑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做很细致的后期工作。就拿稿费问题来说，国家新闻出版署在多年前曾经出台过相关的著作版权法令，当时有给了一个大约是每千字20~60元的翻译稿费参考数值。这么多年过去了，出版社仍在按照这个标准给译者稿费。

　　在国外，出版行为比较成熟，有自身平衡的机制。各种层次的作家、译者、读者都有。所以，出版各种类型的图书，虽不至于发财，也不至于饿死。在国外，有文化基金会等资助机构会出资资助这些很难盈利，却很有文化保护培育价值的出版行为。而在中国，应该说晚清以来，总的传统是尊重翻译家的。但现在来看，翻译者的工作换不来实际的名和利。不仅稿费低，也不能靠这个工作得到应有的肯定。在高校体制内，翻译作品不能算作教授们的学术成果，这打击了许多年轻人的积极性。现在有钱人倾向于投资到体育、电影这些能盈利的项目中。文化多是为了搭台让经济唱戏。实际上，真正的文化是难以带来商业利润回报的。以商业的逻辑很难真正做好文化事业。

　　现在翻译界人才青黄不接，尤其是小语种的文学翻译人才。除了英语以外，学习小语种的人很少做翻译工作。这就使得很多好的作品难以推出。解决这个问题是个长期的工程。要真正给名、给利，让有心做翻译工作的人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得到社会的认可，才能吸引人才。在大学外语系，在课程设置上要加强文学翻译训练，尤其是要鼓励外文教师们从事翻译工作。整理翻译乱象，这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涉及多方面改变的问题。

　　过了四、六级，可以搞翻译？开玩笑！

　　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现在翻译工作存在很大的问题。学外文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但是翻译的质量却一路在下降。当下学外文的条件很好，但真正精通的人很少。很多翻译作品，根本经不起对照。从文化管理部门到普通百姓，对翻译工作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只要懂外文，就能搞翻译”。有些人甚至认为有了英语四、六级证书，就可以做翻译了，更是开玩笑！这种认识使得翻译工作的报酬极低，真正有水平的人根本不做翻译，翻译工作都交给了一些缺乏专业资质的人做，如此陷入恶性循环。搞翻译，不仅要外文好，中文也要好，还需要有广阔的知识面和文学天赋。以前为何有一批搞翻译的大家出现？因为他们的国学功底好，除了会外文，同时也是作家、诗人。

　　2006年开始，教育部开始在包括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在内的三所院校开办翻译专业试点。2007年，又开始培养翻译专业硕士。到现在，已经有160所院校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硕士。这一方面说明了现有的外语学院不能培养专门翻译人才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下社会对专业翻译，尤其是笔译的迫切需要。现在的问题是，虽然翻译专业都在成立，但却有相当的院校没能力培养真正好的翻译专业硕士。无论是在培养方式还是在招收学生水平上都面临很大的挑战。在学术型院校，对理论素养要求高，而翻译专业则是以实践为重的专业。在教学中如何让学生真正实干起来是个问题。招收进来的研究生，中文、外文水平都不够厚实，两年的时间，语言打底都很紧张，更别谈其他学科的综合积淀了。当下，大家对翻译质量的抱怨非常多，但是这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问题。翻译人才的培养何其艰难，这里面有学校培养的问题，有本人的问题，还有社会层面的问题。

　　林纾、严复这样的翻译家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不可复制的。当下大学教授们面临着翻译作品难以算为科研成果的困境。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解决。翻译本身就是创作。让相关的专家进行专业的评审评估，建立评审制度，给高质量、优秀的翻译作品以应有的承认就好了。

　　日本文学翻译图书市场要小心“崩盘”

　　翻译乱象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出版社方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把文化当事业追求，现在推向市场，大多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文化自尊、道德自省、使命感，不能说没有，只是不再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