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以无党派、无阶层背景，“不以参政为目的而参政”，故无论是参加“制宪国大”，还是决定做“党外人士参加政府的前锋”掌经济部、或是在“行政院预算委员会”实质上主持国家财政大计的一年，均以自己的经验判断和理性思考来办公。也正因为此，每每遭各方诟病与批评。特别是审核财政预算期间，据他自己的说法，政府事业部、公务员、军界都已开罪，甚至尤以他原先服务的教育界和上海工商界结怨最多。这可能就是王云五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渊薮。他回忆说：“我生平的经历，就是遇事不肯空过，事前既未能谢绝府委之职，事后因闲职仍不愿空干，……我之从政，既非为名，更非为利，既知无补于国，何苦向泥淖愈陷愈深。惟事已至此，只好就我的新职善尽其责，俾良心得稍安而已。”在派系林立、利益集团互为牵制、结果往往沦为“维持现状”的国民政府中搞行政，王云五当年的遭遇根本不可避免。他对当时国府的现实并非全无认识，而仍能执着向前，不能不说是做事的勇气使然。

    “金圆券”币制改革，历来为王云五很难摆脱的一副无形枷锁，时人皆以为病。许倬云接受马国川“辛亥主题”访谈，回顾近代中国之得失时也说，“……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是‘金圆券’的币制改革，一年不到，金圆券已成废纸，全国中产阶级为此破产。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民心大失……”当时国民政府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情况几近全面崩溃，此时出任财长无异于接烫手之山芋，对王云五来说，更由于之前审核财政，深知全国财政收入之巨亏，但考虑到出任之后或可实现复员后屡次对政府提出改革币制的主张，“由于平素不自量与不畏难的癖性，妄想假使在我掌握财政之时，能够达成此志愿……”于是引出后来故事。论及王云五当日对币改的态度，实在是将稳定币值看做改善国家财政与促进生产、解决就业、物价和民生的根本办法；虽然当时已经过了复员之初外汇充裕的改革币制的良机，他最后仍愿在财长职位上放手搏他一搏，试图毕其功于一役，解决币值这个国民经济的枢纽问题。

    从书中详备收录的王云五的《财经改革原案》及其逐条解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上述思路。《原案》最初为发行新币设计了充足的发行准备金，新币盯住美元，巩固币值。另外以战时经济政策惯例，在第十一条、十二条中拟定民间贵金属、外汇收归国用，以新币定价限期收购，以免贵金属和外汇在新币颁布之后继续扰乱市价；以及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拟定新币发行前，沪津穗汉四市之商业银行库及各银行出租保管箱、公私仓栈封锁、登记存货。在民生方面，严格限制各重要都市日用必需品之价格。在人事薪酬改革方面，重新核定公务员与行政机关，核实兵员(正式颁布时，更有核实军费之意)，同时修订所得税法等(详见该书第十四章)。新币改方案正式颁布后，基本框架如其所述，只是剔除了一些力度较大的存货和物价管制措施。

    就这份币改方案来说，具备了财政整顿功能和经济管制时期的特点。在新币推出之初，也产生了较好的效果。然而战时的宏观经济，夜行昼变，局势进程发展之快出乎人所能料，也实在不是一份缺乏实施空间的币改所能逆转。新币改颁布当年全国商品流通瘫痪，物价管制失败，1949年上半年币值一溃千里，通货膨胀更烈。来自各方的弹劾越来越多，币改渐成众矢之的。王云五在讨论“物价解冻方案”会议上，得知全国粮价即将完全恢复自由市场，因粮价实际决定其他一切生活物资之价格，他认为大势已去，即行辞职。躬身实践，求国家民生的改善，而最后往往落得没有下场，这频频重现的民国知识人的悲剧，用一句轻薄的“书生参政”怎能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