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叉手在一边发表洞见批评时代的知识人，笔者私意里更倾向于那些投身国事的书生，愿意努力去理解他们，这不单单是出于“了解之同情”。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有个课题叫做“书生论政”，你会注意到，这个课题没有叫做“书生参政”，因为在真实的历史中，近代中国这几代知识人基本上“论”比“参”多得多。可以说，这几代知识人传统意识不自觉还是深入骨髓，参政、从政无异于把自己独立的身份搞丢，沾湿羽毛往往被视为一种知识贵族精神堕落的前兆。正因为此，当今天人们重新审视这批曾经生活在民国的从政之书生时，态度不免复杂，王云五即其中的典型。

    细察史实，这位近三十年才渐渐摆脱“战犯”帽子的学者，实在是民国一位不可多得的出版家。今天国内的出版人提起王云五，仍然会想起“万有文库”，谈起“老商务”，奉为业内里程碑式的前辈人物。二十世纪上半叶，随着商务印书馆出版大量人文书籍，传播文化、开启民智、培育了几代人的知识结构之时，人们渐渐忽略其最早服务商业(初期以出版商业簿记、工具书为主，故得名“商务”)的职能设计。随之模糊的还有王云五更甚于出版家的企业家身份。特别是商务在抗战中遭日机轰炸损失殆尽的极度困难时期，王云五和他的馆员同仁在一片废墟上经过两年的“苦斗”，逐渐恢复了商务往日情景，充分显示出先生经营实务与企业管理能力。正因为在上海工商业艰难打拼的从业经历以及对社会民生的深刻了解，才又决定了王云五在1948年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暂别被世人看作殊荣的“在野”知识人身份，最后选择走进国民政府事业部。

    新问世的《王云五回忆录》，为台湾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之《王云五从政回忆录》的简体字版本，而台湾商务版本则脱胎于王学哲先生整理的百万字篇幅的《岫庐八十自述》。作者还原其文化与历史见证者身份，回顾自己一生之遭遇经验。视其文本来历、编选范围，就其所收录的一手资料之确切、详细，回忆之严谨，实在是王云五对自己当年参政、从政的一份严肃的“报告书”。全书从参加“国民参政会”谈起，至币制改革失败而止，纵观内情，作者的行政作风一如先生在民国三十三年向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报告访英观感，谈及英人何以自强时所言，“公平的原则，科学的方法，与守法的精神”时刻流露其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王云五走上参政、行政的路，要从抗战后说起，那时他已经服务商务书馆二十五年，颇思在接下来的人生岁月中“另作一种尝试”。人的选择往往看似无限可能，实则不多，王云五回忆说：“我所预期的活动，不外从政和研究学术两途。许多人心里想从政，却讳言从政。我则不然。我在重庆时曾对许多朋友说过，一个人假使自信能替国家负一点责任，不必自鸣清高。在二十年来，我已经把国家和个人或私人事业的密切关系看得太清楚了；譬如一棵大树动摇，断不容小鸟安居于其上之巢内。……因此，对于复员后政府，假使有需要我的地方，当不致如战时之固拒。”从中已可看出王云五从政之倾向，然而他也有其心理和经济的准备：“不过我之从政，却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完全摆脱工商业的关系，二是经济能够自立，不必倚赖俸给。……我认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截然不同：事务官视官职为终身事业，自当倚俸给为生；政务官则视政策为进退，如果也倚赖俸给为生，势必不能进退自主。”于是准备以历年撰述及复员后新著作所收版税自给。所谓“政务官和事务官”之别，其实就是搞政治和搞行政的分野，也即先生给自己参政、从政的定位。抗战中军民一心“那一股气”，以及国民政府在领导抗战中的正面形象，当年确实给很多知识人心灵以强烈的震撼，这时抬头的国家主义思想甚至影响了很多人的后半生，譬如上述“小鸟和大树”的比喻就和胡适在驻美大使之后的“青山”理论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