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现代文化出版史上，王云五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又创制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对我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形成，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统领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和总理馆务长达25年，使商务馆在当时名列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抗战时期，王云五曾作为“社会贤达”参政，1946年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1954年王云五出任台湾“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至1964年退出政坛。《王云五评传》，郭太风著，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崭新的视角，来描述、评判这位功过皆有的人物。本文选自该书。
第十一章　孤岛附政　　在港滞留观望，得蒋介石资助，成立华国出版社。赴台定居，虽受当局器重，内心仍觉凄凉。参加“自由人”活动，《自由人》刊物屡惹麻烦，王云五向当局斡旋无结果。
　　解除财政部长职务后，王云五独居广州两个月，旋暂居香港两年，然后迁居台湾，直到1979年去世。他的后半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48年11月解除财政部长职务到1963年12月辞去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是第一阶段，以从事政治活动为主，兼顾社会文化活动。其间，前5年没有正式官职，但社会文化活动大多具有政治性，后9年在台湾做“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从退出台湾政坛到逝世为第二阶段，以从事文化出版事业为主，偶尔撰写若干篇应景的时论政文。当然，这只是笔者为叙述方便所作的粗略划分，其间政治活动与文化活动有所交错，无法截然分清。本章主要叙述第一阶段的活动。
　　1948年11月13日，王云五被聘为行政院顾问。这是荣誉职位，对于已经辞去财长职务的他而言，没有什么实际意义。11月26日，王云五携带家眷自南京飞往广州，留在宁、沪两地的大量书籍无法带走，数十万张卡片交潘序伦主持的立信专科学校保存，但三枚勋章和证书没有忘记带上，即他在1945年10月10日获得的二等景星勋章和胜利勋章、1948年1月1日获得的一等景星勋章，都是国民党政府颁授的，以表彰他参政从政的“业绩”。由于他从政位居国府高官要职，“业绩”又多倒行逆施，因此他还有“甲级战犯”的不光荣称号，这是中共方面根据他的政治表现给他的。
　　王云五虽然思乡心切，但政局剧变，不便回中山县泮沙村故居。他自述道，“近50年来，未尝在故庐居住一日，骤然返乡也有许多不便”，遂决定独居广州戚家，“以二、三个月时光，撰著两年半之从政，十余万言”。他的夫人和子女在广州稍住几天，即转赴香港。1949年1月上旬，王云五到香港探视亲人，并密切观察国内局势发展，考虑今后的去向。1月底，王云五返回广州收拾行李，迁居香港。此间，伦敦大学西门教授(Prof.Walter Simon)和剑桥大学夏伦教授(Prof.Hayoun)先后邀请他赴英讲学。不久，夏伦转交给他剑桥副校长C.R.Raven签发的聘函，聘他为汉学特别讲座，暂定一个学期。
　　迁港不久，王云五收到张元济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函，写于3月13日，信中说：“威海卫路我兄旧居，近瀛眷及世兄辈均已离去，编审部适需迁移，即拟移入。”。在此之前张元济于1948年12月24日给他的一封信，通知他已被解除商务印书馆董事，顺带写上几句客气话：“久未通问，史久兄归，询问起居安吉，至为欣慰。久兄并言有贵友在台湾，招往结邻。鄙见广州将来必益繁冗，不宜久居，甚望能早日东渡也。”王云五后来将“东渡”解释为赴台，评论道：“劝我早日东渡台湾，在友谊上甚可珍贵。”从此，王云五与张元济天各一方，不再往来。2月上旬，“参政会”副秘书长自台湾发函，劝王云五赴台。王云五举棋不定，留港、赴台或暂时赴英讲学，都是可能的选择。由于他没有正规学历，在英、美等国作讲座尚可应付，正式任教便缺乏必要条件了。因此，真正可以选择的仅港、台两地。4月，王云五以探望大儿子学理为名，飞抵台北，其实是要考察一下台湾是否可作为他的久留之地。经由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长王世杰从中联系，王云五到台北的第三天，便奉下野总统蒋介石之召，上阳明山拜晤，会谈约5小时。蒋介石希望他赴英讲学后勿久留海外，若愿意迁居台湾，可就近备咨询，或办个小书局，从事出版业。王云五答应赴英讲学后即迁往台湾，至于办小型出版社，若有必需的启动资金，马上可着手进行。蒋介石对他的表态感到满意，允以给予适当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