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我从事出版工作也有25年了。前些天记者来采访，她问我：“在你编辑生涯中，哪套书最让你难忘?”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新世纪万有文库》。她说：“我知道，这套书是对老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传承。那么，你最敬重的出版家一定是王云五了?”她给我设定一道选择题，我只能回答是或不是。我回答什么呢?
    实言之，王云五先生一直是我梦境中的常客。入梦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当我清理自己思想存储的时候，竟然发现，我对于这样一位著名的人物，了解得真是太少了。王云五先生的一生是那样的丰富，那样的生动，甚至是那样的传奇，正如1999年，金耀基在一篇怀念他的老师王云五的文章“壮游的故事——怀念一代奇人王云五先生”中写道：“王先生自十四岁做小学徒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工作，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他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大舞台上，扮演了各种不同的角色，大出版家、教授、民意代表、社会贤达、内阁副总理、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总统府资政……”其次，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开放，我也不断地发现，在世界上，王云五先生的名声真是太大了。外国人在评论现代中国大出版家时，总会把王云五先生的他的名字列在前面；许多著名人物谈到中国出版，都会不由自主地提到王云五。
    上世纪30年代，王云五先生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身份考察美国出版业，《纽约时报》以半版的篇幅介绍，文章的标题是“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
    1996年，我们受到王云五先生出版理念的启发，编辑了一套《新世纪万有文库》。董桥先生对此书大为赞扬，他撰文“点亮案头一盏明灯”，开篇就谈到王云五：“早岁家中书房集藏好多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包罗万象，朴素实用，确是跟我一起走过成长治路。后来到了台湾，又买了许多那边商务补印的《丛书集成》，粗粗的书皮，淡淡的墨色，翻阅轻便，仿佛夜雨秋灯，故旧重逢，剪烛闲谈，惬意得很。‘万有’当是‘万物’之意，徐渭“坐卧房记”说的‘一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观万有，通昼夜，一梦觉而无不知。’读这些文库、丛书，我常常会想起王云五在商务的业绩，觉得这样的读书人，实在体贴周到得可爱。我十一二岁学会他的‘四角号码查字法’，背熟了那首《对照歌》：‘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有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省却部首查字的苦事。”
    近读黄仁宇先生回忆录《黄河青山》，其中有一段故事也很有趣。有一次，一位美国学生批评黄仁宇的学说美化国民党，其实国民党是腐败透顶的。黄先生反驳说，蒋介石也不是一无是处，他对中国的进步是有贡献的。不然，他的身边为什么会集聚了那样一些优秀人物?像王云五，“他是一流的出版家，甚至可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他还提到了翁文灏、胡适、王宠惠。
    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听到上面的故事，当然会产生梦幻般的感觉。那梦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境界，也是在政治时空隔绝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一个零碎的文化形象的思想修补。梦是一种超自然的艺术，当现实的刀锋划破一个民族心灵的时候，刀尖上滴下的鲜血，会在理想的睡梦中化作遍野鲜花。
    今天，听到王云五先生《八十自述》即将出版，我的心中掠过一阵畅快，一阵清凉。
    其实，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史上，王云五先生是避不过去的，除非我们无视历史的裂痕。大话不说了，即使是我们一些小小的出版人，也会常常感叹，在现实的出版工作中，你想过的事情，王云五先生几乎都做过了。
    上世纪90年代，我整天梦想编辑一些人人当读的丛书，迟迟找不到下手的门径。有一天，离我们出版社不远的一家古旧书店处理当年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几毛钱一本。我们几个编辑一摞摞地捧了回来，摆满了一间房子。面对那些题目，面对那些简朴的设计，面对那些泛黄的纸张，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丛书”的感觉。
    更大的震撼产生于王云五先生撰写的“印行《万有文库》缘起”一文，他写道，编辑《万有文库》的目的是“使得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论规模，“冀以两年有半之期间，刊行第一集一千有十种，共一万一千五百万言，订为二千册，另附十巨册。”论范围，“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并编印各种治学门径之书，如《百科小丛书》，《国学小丛书》，……”论市场经济，“一方在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一方则采用最经济与适用之排印方法，俾前此一二千元所不能致之图书，今可以三四百元致之。”论参与者，胡适之、杨杏佛、张菊生等均在其中。论编辑，“更按拙作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刊类号于书脊；每种复附书名片，依拙作四角号码检字法注明号码。”读到这些文字，我真的无话可说。我知道，当年美国《纽约时报》称赞王云五先生的举动：“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万有文库》也被认定为当时世界上在编的最大规模的丛书。我只有默默地把王云五先生“印行《万有文库》缘起”一文抄录下来，贴在出版社的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