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先从一本老书谈起，其实不算老，是叶兆言先生的《陈旧人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4月)。这种带有六朝气息的书名，常常让人不知今夕何夕。按照作者的解释，“陈旧人物”有两解，一为“陈旧／人物”，一为“陈／旧人物”，“陈”作动词。如今新书太多，走马观花也会目不暇接，我是在看到他写高晓声与汪曾祺的文章之后，才动了读这本书的念头。“旧人物”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以降二十七位文化界人士，绝大多数名字如雷贯耳。其中最为名不见经传的是王伯祥，此前我只知道他与顾颉刚、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茅盾)等并列为朴社发起人。顾颉刚、叶圣陶、王伯祥是中学同学，“几乎可比桃园三结义”，也正是由于这重关系，作为孙辈的叶兆言与王伯祥有着亲密接触，借用后来流行的说法，是听过“带功报告”的，王伯祥在他笔下“复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王伯祥的《史记选》，陈迩冬的《韩愈诗选》、《苏轼诗选》、《苏轼词选》，沈玉成的《左传译文》都是家庭藏书中的常见书籍，他们隐没在这些书中，不声不响。偶尔出声就遭到疯狂的报复，王伯祥全家“差不多出了一打右派”(叶兆言之父叶至诚语)，可谓“满门忠烈”。

　　叶兆言的《陈旧人物》与陈迩冬的《闲话三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1月)属于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没有命名，但是作者群和特约编辑均与《万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被书友追认为“万象文丛”。这个没有命名的系列新近还推出沈昌文先生的《书商的旧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8月)和《最后的晚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8月)，这位前三联书店总经理系银楼学徒出身，与另外一位出版界前辈、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先生类似，后者系五金店学徒出身。两位先生都不是“海龟”，从学徒到出版家，夜校起到关键作用，这种教育恐怕是现在的学徒无法享受的。王云五的回忆录《岫庐八十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终于与大陆读者见面，只可惜是“节录本”。王云五与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先生都是现代中国出版界的元老，两位有一处共同的遭遇是他人无法效仿的，那就是他们先后于1926年、1927年遭遇绑票。这固然说明当时治安之乱，也说明出版界人士在绑匪眼中属于“新富人阶层”。放在今日，只怕主动邀请，绑匪也不会光临出版界人士。

　　王叔岷，又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虽然他在专业领域是以研究国学而闻名的“大家”。据其同学任继愈回忆，傅斯年曾用金条买下一部宋本《庄子》，专供学生王叔岷研究使用。当年绑匪只注意出版界动向，漏过了学术界，实在是重大战略失误。让人吃惊的是，后来王叔岷完成《庄子校释》，导师傅斯年要写序推荐，师恩浩荡，这位“忘恩负义”的学生却拒绝了。我有些怀疑这种故事是不是传说，但我愿意把它当作真实的事件。中华书局最近推出14卷本王叔岷著作集，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可能比较专业，他的回忆录《慕庐忆往》(中华书局，2007年9月)更适合我这种外行阅读。我所关注的不是私人生活，而是当年的学术制度。还是据任继愈回忆，丁声树没有写过专著，只是发表过几篇“语言文字”的文章，成了史语所公认的出色的专家，解放后成立的语言研究所把丁声树评为一级教授。现在的大学行政人员常常辩称，人文研究没有统一标准，如果再不进行“量化”，就没法进行评价，从民国学术的先例来看，这种理由完全不成立。

　　台湾学者张朋园先生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同时出版。在前一本书的序里，张朋园透露，他在任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期间写了5本专刊，其中4本纳入研究所的专刊丛书，只有这本例外，因为当时处于威权时代，所长王聿均将书稿搁置三年，然后表示自己“担当不起”，后来主持食货出版社的陶希圣先生接纳此书，该书成为1979年台湾十五大畅销书之一。我不敢苛责威权时代学者的“自我审查”，但“自我审查”到了比“外在审查”还要严格的程度，抢在图书审查部门之前把一本畅销书“枪毙”，这就需要自我批判了。《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从一个常见的观点入手，即“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政治的败坏或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是在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这个观点非常流行，并且为“稳定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有力证据，但张朋园则认为革命的爆发与清廷先许以宪政来实施改革、后来又转趋保守有着重大关系。当公众连“望梅止渴”的权利都不再拥有，当然要“揭竿而起”了。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却总是一次又一次被遗忘。书后附有“各省咨议局议员名录”，绝大多数也是陌生的名字。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似乎总是与“丑闻”相关，张朋园没有否认立宪派参与权力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现代政党都是无法回避权力之争的)，同时指出他们也有救时之心和救时之举，后者是长期以来我们不愿意正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