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小说家叶兆言表现出对非虚构类文本的钟爱，先后出版二十多种散文随笔集，可谓运笔如飞，精猛奋进，大有著述等身之势，彰显文坛常青树之姿；相比之下，他的小说创作反而退居其次，叶兆言因此而得专营“散文专卖店”之誉。当前，诸多文坛名家往往忙于经营小说、影视，而视散文为末技小道；更有一类不乏才情禀赋的散文写手，把散文刻意经营成为“心灵鸡汤”，满足于以小情小调取悦庸众。在此语境下，叶兆言的创作倾向值得关注。
　　印象里，叶兆言不纯以才情取胜，而似乎更以耐心和定力见长，步履稳健，安于寂寞，朴实坚韧如骆驼祥子，被公推为文坛马拉松健将。叶兆言的文字并不令人惊艳，却耐看耐品。这些年，叶兆言的散文随笔越写越多，越写越好，其下笔长短随意，小大由之，收发自如，犀利俏皮，自由穿越于现实和历史，将学养注入饱满结实的文字肌理，秉持文化与平民的双重视角，我手写我口，呈现出独有的节奏、弹性和语感。叶兆言的创作实践证明，好文章完全是可以练出来的，只需下得苦功夫，坐得冷板凳，就不必迷信于所谓的天才和基因；叶兆言的成功也充分验证了，小说家致力于散文随笔并非不务正业，做得好，同样能够别铸辉煌，衣锦还乡。
　　“文”或散文，向来是中国文学的正宗，至“五四”则迅速成熟。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使得散文的文体定义宽泛有加，“五四”迄今，一直聚讼不休。习惯上，人们把韵文以外的一切文章统称散文，包括杂文、随笔、特写，以至日记、演讲录、回忆录、书信、创作谈、札记、随想录等。显然，叶兆言的文本，更近于“广义的散文”。
　　“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现实世界里的憨呆书生叶兆言，一俟行文，其神韵遂如风行水上，缥缈奇变，俨具层峦叠嶂、千手千眼之势，彰显地道的文章家风范。叶氏散文不拘一格，博采众长，充分打通明清小品、五四风尚、现代主义，糅合平民语调、文人笔墨以至小资情调，成就跨文体写作的奇景，理趣、智趣、谐趣、灵性兼备，当得起平民化的“满汉全席”之誉。叶兆言的创作是散文写作的异数，也是散文写作的常数：本质而言，散文，的确应该是“杂文”———博杂之文。
　　“一想到刘半农，我的脑海里立刻就冒出大脑袋瓜和鱼皮鞋。”（《刘半农》）“林琴南翻译的速度很快，颇有些像今日的东方快车软件。”（《林琴南》）这是怎样栩栩如生的小说家语言？作者笔下功夫，大有折冲樽俎以一敌百之势。“高尔基的作品仿佛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仪仗队一样浩浩荡荡陈列在父亲的书橱里。”（《革命文豪高尔基》）“他是文学界的成吉思汗，指挥着他的蒙古大军，在小说领域所向披靡。”（《想起了老巴尔扎克》）“做汉奸好比淫妇偷人，小偷偷东西，无论什么充足的理由，别人都不会同情。”“仕途这剂春药，对知识分子的诱惑实在太大，一旦沾上，和吸毒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周氏兄弟》）这样的行文，一似春梦无痕，不着气力，又如剥皮抽筋，不遗余力，从中尽可见出才情、识见、韵致、境界，见出元气淋漓驳杂包容。尤其这类连珠妙语以某种拟市井口吻道出，可谓张力十足，绰具格言警句特色。
　　“有人形容中国地图像一只引颈高歌的大公鸡，江苏就处在公鸡凸出的那块胸脯上。”十五万字的《江苏读本》着意点染江苏的地域文化，笔法矫夭腾挪，活灵活现。“巍巍钟山也就四百四十八米，由东向西，仿佛一把宝剑劈向南京城，高高拱起的钟山就是刀把，然后那些断裂的一截截刀身，插在了泥土里，形成了一个个连绵不断的高地小山丘。它们其实都是钟山的余脉……”笔力熨贴跳脱，动静相宜。小说家散文特有的生动形象活色生香，惊人的事象捕捉能力，确让那些读惯了一本正经的“职业散文家”作品的读者大为惊奇，大感受用。
　　“陈旧人物”系列文本是叶兆言散文随笔中的精华所在。朝花夕拾，旧事重提，在这类文本中，无论何等了得的对象，叶氏皆能以平民视角出之，身手之佳，有如探骊取珠。总体看，叶兆言这类文字，似野史而非野史，似信史又多传奇，外被锦绣，内含翠羽，简约处一笔带过，丰富处不吝笔墨，文字功夫几臻炉火纯青。通过它们，叶兆言努力探讨现代知识者和文化人的人格、心灵与性情，力求还原历史人物，揭示人性弱点，藉以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吁良好的人文生态。
　　叶兆言从个体视角出发，讲述近现代史上诸多文化人物和文化现象，注重第一手文献的运用，随性随心而又考证有据，笔下氤氲着沉静的士子气，弥散着温馨与苦涩。叶兆言写人记事，往往发人之所不发，言人之所讳言，从生活琐事中品味现代文化名流的独立人格与个性，呈现出厚实庄重之格局。因了叶兆言的特殊家世，这类掌故史迹由他口中道出，格外真切，也格外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