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王云五，任何一个具有高中文化以上程度的人都不陌生，尤其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学生们天天背着“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的四角号码检字口诀，在那个汉语拼音和义务教育还没有完全确立的年代，四角号码检字法对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进行了最初的文化启蒙，使他们能够进行最基本的阅读和交际。

　　那么，作为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人，王云五又是什么样的呢？说他是学者，他一生当中却有相当一段时间在从政，最高职务做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副院长；说他是政治家，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文化气质使得当时某些文化人都黯然失色，而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却是作为一位出版商。而国内长时间对王云五的误读，让人们过多地注重了他的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却忽视了他的文化意义。

　　这本《岫庐八十自述》是王云五在去国多年以后写下的回忆文字。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史上，无论你从哪一种角度去研究和透视，都没有办法避开王云五不谈。一位在出版界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当代出版人只是想过的事情，王云五先生在几十年前都做过了。1921年9月,王云五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接替高梦旦担任编译所长。王云五接任后,以“教育普及”和“学术独立”为出版方针,使得商务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重镇，他还运用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创立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东方图书馆的几十万册图书就是按此分类法进行分类的。可以这样说，他为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分类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将西方现代的企业管理思想引入了商务，给商务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在那个文化人耻于谈钱的时代，他的现代企业运作方式、他的追求利润之举虽然为他带来了道德上的恶名，他却为出版界所接受，他的成功不仅在当时，即使是在今天都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他在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国文化面临重大转机的时刻，走进了中国现代出版业，走进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他的这种学者兼商人的双重身份和丰富经历对后世影响深远。

　　王云五将自己在出版事业上的成就概括为三个字：“四百万”。其中“四”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百科全书；“万”是“万有文库”。略通学理的人一眼就会看出，王云五先生的出版理念正是根源于早年的文化积淀。像他对于文献检索的重视和研究，当然是受到西方百科全书学派的影响。

　　然而，一位好的出版家不一定就是一位好的政府官员。抗战结束后，王云五应国民政府的邀请，出任经济部长，制订了在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金圆券”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民怨沸腾，给国民政府经济的全面崩溃压上了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在书中，王云五对这段历史也没有回避，而是客观地记述了事件的经过，并且承担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作为一个无意闯入政坛的文化商人，能反思到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在我看来，他在战争年月里给中国社会提供书本，唤起民众的觉醒，足以将他后来的一切败笔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