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的她和那些花儿

  “她”是说波德莱尔的母亲,她和保持着法国18世纪整饬优雅风度的文化人结婚生下波德莱尔六年之后,因丧偶再嫁,让波德莱尔从此深陷孤独,忧郁如哈姆雷特,后来写出著名的《巴黎的忧郁》;“那些花儿”,是指波德莱尔的情人们,她们一方面使他骄奢淫逸纵于声色,另一方面却支撑着不朽名篇《恶之花》的总体章节。
  翻看《回忆波德莱尔》(上海译文出版社),很有些买一赠一的实惠感。此为英国学者盖伊·桑编辑的版本,内文分为三大部分,除了能够从泰奥菲尔·戈蒂耶所著回忆中获悉对《恶之花》作者最具权威的诗歌专业写作方面的评介,另附少许诗文作品,还有一些很能说明诗人生存状态与情感状况的书信。这些状态与状况太有戏剧性,以致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一个俗套至极的民意调查:如果你妈与你女友同时掉在水里,你怎么办?以抒情为天职的诗人会怎么办?尤其是抒发不道德情感的诗人,会怎么办?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1821—1867),对于几个不同时代的“文青”都是既熟悉又陌生,首先他被当作西方现代诗歌开创者,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介绍进中国,其充满“颓废”气质的风格,结合当时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社会生活的餍足绝望,效仿者不胜枚举,很有一时之盛。同样,也因其气质与新中国气象相悖而随之消遁。至八十年代因本雅明《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和《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的出版,得以重返读者视线,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而成为时常重绽的鲜花。如今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已经是世界主要语种的文学经典常销书,但是在他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则是属于事关社会价值变化的重大丑闻。因此,从文学史最浮泛的视角上,他成为了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转折时期的形象代言人,他宣称:“大名鼎鼎的诗人早已割据了诗的领域中最华彩的省份。因此我要做些别的事。”于是他对诗的性质进行了革命:“什么叫做诗?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同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透过粉饰,我会掘出一个地狱!”用眼下流行的美学字眼来形容,划时代的伟大诗人波德莱尔及其代表作品《恶之花》,是一种相当“重口味”的抒情,诗句描绘的是巴黎城市中最丑恶的一面,有孤儿、寡妇、放荡客、妓女甚至腐尸,更有丑陋的穷人频频出现,如此离经叛道,法兰西帝国法庭曾以“有伤风化”和“亵渎宗教”罪起诉诗人,查禁《恶之花》,并对波德莱尔判处罚款。
  这个历史性的局面,让后来的人们对波德莱尔的所有介绍与评论,都带有辩解的色彩,戈蒂耶这篇回忆录更是最具代表性——诗集《恶之花》扉页题词就是赠给戈蒂耶的。戈蒂耶是19世纪法国唯美主义文学的旗手之一、倡导“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主将,波德莱尔视之为师友。他在波德莱尔去世不到半年就写下这篇情意深切而又洋洋洒洒的大文,分为印象和作品评论两个部分,既是回忆录,又是风格别致的传论,后世评之为是一个巨匠对另一个巨匠的怀念。
  戈蒂耶为波德莱尔解释过:“许多女人出现于波德莱尔的诗中,其中有些经过掩饰已不易辨认出原型,有些若隐若现,多少还可以看出点本来的面目,但在诗中都不可能直指其姓名。她们与其说是几个人,不如说是几类人。她们代表了永恒的女性,同时,诗人对她们所表示的爱情,也是最典型的那种爱情,而不是泛泛的某种爱情。我们从他的理论中可以看到,他对个人情欲不以为然,认为它太专横、太习见、也太猛烈了。”波德莱尔在与亲友的信里,也进行着同样性质的剖解与辩白:他不是在为自己生活,他是在为了写作而生活,而写作是为了完成对她们抒情的责任。抒情,是情感债务,更是人生责任。波德莱尔几乎每封信都在向母亲抱怨着人生的种种窘困之境,而一转身写给情人的信,却完全是另一种绮丽风光了。他相处时间最长的同居女友,即《恶之花》中著名的“黑维纳斯”让娜,留在他书信中的痕迹很少,最后的寥寥几个字,只是钱款交代,诗人情郎做到最后,归之于寻常男人对女人的生活担负。波德莱尔绝笔信是给母亲的,最后一行字是“我全身心地拥抱你”。不久,他安然瞑目在母亲的双臂里。一年后,有人看到让娜在街上踌躇而过。
  妈妈和女友同时掉进水里怎么办?波德莱尔很绝很诗人:先淹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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