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诗歌和文艺思想贡献最大的诗人或许应推波德莱尔。但是，为人误解最甚的作家也莫过于波德莱尔。文艺上的贡献，不仅反映于为人们带来多少新颖、可爱的东西，还反映于吸取和发扬了文学传统中多少优秀的成分；而文艺上的误解，既可表现于诋毁或贬损，亦可表现于称誉或宣扬。仅就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关波德莱尔的文字材料而言，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和评价他的贡献、而且少有这样或那样误解的东西，还不算多。我们倒是看中了英国学者盖伊·桑(Guy Thorne)编译的这本纪念册式的小书，因为其中或褒或贬每每恰到好处，而且着重于事实和作品本身的涵义，少有连篇累牍的空论。这本书以著名的法国诗人、艺术理论家戈蒂耶(Theophile Gautier，1811-1872)的《波德莱尔的生平和对他亲切的回忆》一文为主体。翻开《恶之花》的扉页，我们便可以看到，这一近代最负盛名的抒精诗集就是题赠给戈蒂耶的。波德莱尔称他为自己“非常亲爱和非常尊敬的老师和朋友”，是毫不虚诳的。戈蒂耶对这位晚于自己一代的“学生和朋友”也极为同情和赏识。他在波德莱尔去世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写下了这篇情深意切而又洋洋洒洒的大文，既是回忆录，更是风格别致的作家传论。盖伊·桑称之为“传记杰作”，散文中不可多得的“珠玉”，也是不虚诳的。现在将戈蒂耶这篇文章的题目稍加简化作为全书的书名，同时还收入波德莱尔本人的诗、文、书信以及英国编译者盖伊·桑的比较研究文字，相信这些确实是对这位非凡的诗人的极好回忆与纪念。目前，世界上涉及波德莱尔的各种文字资料，少说也有上千种，其中不乏独特、新颖的论说以及差堪与盖伊·桑编译的文字比肩的译介。即使这样，我们译出这本资料来源较早的“波德莱尔纪念册”，可以说仍然很有意义：读者可以比较一下，相对于一百多年前的情况来说，我们现在的鉴赏力和知解力究竟又有多大的进步！
　　不少现代人可能已不觉得戈蒂耶的文章有多么大的妙处，多数现代派诗人可能也不太欣赏他们尊为“伟大的先驱者”之波德莱尔所采用的那种严谨的诗歌形式。时代形成的这些欣赏距离是不足为怪的；细心的读者或者反而会从这种距离中悟出一些审美法则。我们知道，作为批评家的戈蒂耶，正好处于欧洲浪漫主义的“传记式批评”盛况未衰和唯美主义的“印象式批评”方兴未艾之际。他这篇文字可以说是这两种批评风格的美妙结合，加上他自己那支诗笔中灵气的烘染，堪称以回忆和评述为内容的“文学散文”。初读之下，有人或许会不满其中不少旁鹜的“闲笔”以及随处可见的“矜才炫学”的典故，其实，只有这样才能最节省笔墨、最活灵活现地提供波德莱尔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已经陌生难辨的东西，如果不是经由与诗人志趣相投的同时代人道出，恐怕早已湮没了。
　　以上的辩解肯定不会使现代批评理论家满意，因为他们早己唾弃“印象式”的甚或“传记式”的东西。“科学化”是现代批评理论连带着批评实践的大势所趋。批评家们绞尽脑汁去组构他们的“体系”，创造或采撷“科学性”和“玄学性”的术语和表达方式，他们多数没有闲情逸致去写批评性的“文学散文”，也不屑或无能为之。纵观各国许多知名的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家和文学研究者，实质上多半是文化学者而不是文学家，便知笔者所言不谬。我们指出这方面的特点，丝毫没有与新批评潮流对抗之意，而仅仅因为戈蒂耶这篇文章会给予现代文学批评界这样的启示：不仅包括与传统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文人学士，而且包括业余以审美欣赏为主要目的的广大现代读者，内心上都要求保留“印象式”和“传记式”这一类“旧批评”中的精华成分。相对来说，他们很少问津于学院式的现代批评。
　　文学艺术以及许多人文科学门类固然都有鲜明、强烈的时代性，但同时又具有更顽强、执拗的传统性。旧东西必定会融化进新东西之中，甚至经过改头换面，又复活过来了。中国古代的几次“古文运动”、震撼世界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都是这方面的显例。据此，我们不妨推测，现代批评发展到鼎盛的巅峰，有可能再回过头来与“印象式”等传统批评融合为一，从走过头的纯思辫领域拉回到原来的艺术领域来，但同时仍保持其“科学的”、执著于真理的进步势头。如果作此设想之后再来借鉴戈蒂耶这篇“印象式”的杰作，便不难领略个中隽永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