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伊·桑认为戈蒂耶的这篇文章连一字一句都更移不得，当然只不过是溢美之辞。不过，戈蒂耶在印象式的叙述和描写中，解释和阐发了人们甚至迄今还不甚理会的一些问题的真谛，却是千真万确的。尽管戈蒂耶主要从他的艺术主张出发来考察和判断这些问题，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仍不能不承认他向我们提供了相当卓越的历史透视。例如，长时期以来，我们因为波德莱尔是所谓的“颓废派”代表人物而疏远他，历代正统的文学批评家也因此全面地否定波德莱尔创造性的文学业绩，但戈蒂耶当时就指出，波德莱尔对“颓废”或“颓废主义”(Decadence）有他自己独特的解释，他不过认为盛极一时的法国浪漫主义诗歌已经发展到自己的巅峰，而从他开始就要“衰落”或“走下坡路”了。当然，这不过是自谦之辞，其中蕴含着他推陈出新之意。“Decadence”一词按其本义也是指客观事物的上述发展状态，但人们后来却主要地引伸为主观态度上的“颓废”；联系波德莱尔私生活中的某些过失，尤其是他的代表作《恶之花》给人的表面印象，更坐实了“颓废主义”的存在，而波德莱尔便成了世界近代文学艺术领域中这一“宗派”的开山祖师了。细读戈蒂耶这篇“回顾”之作，我们就会明白“名不副实”的情况随处可见，不仅美名是如此，恶谥也不例外。
　　当然，波德莱尔继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拜伦之后，作为另一位“恶魔派”首领，却因此而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世界文学潮流中大享盛名，尽管如此，我们远离一切虚名，追求本源，平平实实地考察波德莱尔给我们留下的一份风格独异的文学遗产，仍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现代主义”如同它所颉颃或反拨的“浪漫主义”一样，也有风靡一世的魔力，当它也整体地式微或销声匿迹之后，仍会给人类文化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其中波德莱尔的文学生涯必定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始作俑者”。我们将不会因为他“离经叛道”而完全弃之不顾，也不会因为他可以当作“现代主义”的旗帜来标举而将之奉若神明。事实上，每一位伟大的作家都因为他超脱时尚、不同于流俗而为人们所永久纪念。所谓“浪漫派”与“现代派”的对立并非是绝对的：波德莱尔本人对维尼、雨果、尤其对戈蒂耶的推崇（他们反过来对波德莱尔也是如此器重），他诗中对浪漫主义理想（如对贝雅特里齐这一形象）的眷恋，他奉以为师的美国作家爱伦·坡的浪漫主义的奇诡手法，都证实波德莱尔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本质上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至于以俗滥的方式对尤其是“现代主义”以及其他文学时尚加以调弄或“戏拟”的“后现代主义”，则与波德莱尔相距甚远，故不在此多所涉论。
　　波德莱尔比一般的浪漫主义者更深刻独到之处在于，他从他自身的体验和颖悟中认识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反常性”，并且最早地以精湛的诗艺，集中、完美地表现了这种“反常性”。如果我们也从这种角度来看待他文学上的“颓废”，不禁就会将之称为诗中的“现实主义的胜利”了。难怪不止一位中外学者将波德莱尔与我国的“诗圣”杜甫作比较：杜甫念念不忘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但他自已却以曲尽其妙的诗句描绘复杂矛盾的现实世界。也有人非议杜甫过于雕琢求工，这与鄙弃波德莱尔的“颓废”殆无二致。现代诗人何其芳在只能戏作旧诗的时代也作过这样的“自我批判”，“苦求精致近颓废”。无论是“雕琢求工”，还是“精致”或“颓废”，其实都要看它们的实质而分优劣、定弃取；如果徒有形式或无病呻吟，自然不足为训，反之则应奉为圭臬。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本质（或称真实性法则）不可避免地与艺术表现手段和效果（或称“美感法则”）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艺术性和美感效果的“真实”，不仅会玷污“现实主义”，尤为甚者是使文学艺术本身降格；当然，远离“真实性”或事物本质的所谓“艺术”，效果与此相同。如果我们将“浪漫主义”理解为主要从主观意向出发，更自由或更随意地发挥作家的才能和技巧来表现世界的本质，那么，“现实主义”就可以认为是作家在这样做之时表现得更自觉、更精确和更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只有在一定的规范和限制之中，方显出作家个人的才能和技巧精湛与否。现实主义作家由于更清醒地意识到客观世界(包括语言媒介)对自己的约束性，因此要比浪漫主义作家更重视艺术的规范和技巧。波德莱尔的整个文学生涯和主要的创作实绩都渗透着这种现实主义倾向，他与浪漫主义者的区别也仅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