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慈善从同一个站台出发的列车或走向同一站点的不同交通工具？

内容提要：宗教是慈善重要的思想渊源，一种重要的慈善组织形式，宗教提供的慈善服务对扶贫济困、社会救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慈善也促进宗教教化功能的实现。随着社会分化，慈善和宗教逐渐分离，现代慈善注入了更多的内涵，但宗教慈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宗教与慈善都面临着角色定位和社会管理的挑战，如何合理自我调适，回应社会的需求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一、宗教是慈善的重要根源总体来看慈善事业大体上有三个基本的源泉：慈善传统、人道主义传统、宗教传统；在当代又汇入了环保传统和人权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是慈善事业重要的思想根源和组织形式。在传统社会，其他组织性社会机制并不发达，政府的行动能力和公共责任都很小，宗教组织是社会中很少的能够提供组织性慈善事业的社会机构。宗教团体的组织网络，较高的社会公信力使宗教组织在慈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规模的慈善活动在政府、家族、行会之外，往往都由宗教团体提供。宗教慈善活动可能是唯一持久和经常性的慈善活动。宗教的组织性慈善也可能是传统的慈善过度到现代慈善的节点。如果把宗教的目标抽象到普济、普渡、普觉的层次，[①]我们会发觉，宗教和传统的慈善有许多的共同的东西，乐施好善、悲天悯人、扶危济困都是宗教和慈善共同的东西，不同的宗教也都把施善和回报作为达致其他层次的途径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与慈善是同源的，或者说灵犀相通。西方扶弱济贫的传统主要源于《圣经》的教导，伊斯兰教“敬主行善”的观念也强调施恩于人。就中国的史实来看，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了布施的概念，转化为后来的救济观念。梁武帝时期，在建康设立“孤独园”恤养孤儿和贫穷老人，这些工作后来在宋代演变为佛寺的悲田养病坊，后被政府所接收，也被民间善男信女所仿效。宗教和慈善都有另一个共同目标：教化。台湾学者梁其姿经过梳理中国两千多种地方志统计：16-19世纪明清时期，中国有育婴组织973个、普济堂339个、清节堂216个、施棺为主的慈善堂589个、综合性善堂338个，其它慈善团体743个。[②]这些善举不是单纯地要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事实上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借施善去尝试重振社会秩序，重点在于社会等级的重新界定；诉求往往带着浓厚的道德性。慈善济贫纯粹是为了维护社会文化价值。重视孝道与贞节、蒙学教育、儒家正统的葬礼、惜字积德以增加科举机会。与慈善异曲同工的是，宗教的重要功能也是教化。美国早期大学历史与慈善捐助是关联的，不同教派支持成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大学学生的选择也多限于本教派的教徒，宗教性质的募捐活动支持大学的发展，后来才逐渐多元化。[③]历史上宗教提供的公共生活、公共精神是一个分散和分离的社会重要的粘合剂。宗教不单是精神的守护神，也是文化的传播者，文明的守卫者。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宗教与有组织的慈善其实是并行的。在中世纪，慈善包括任何可以取悦上帝的事：帮助穷人，装饰教堂，教育青年人，甚至包括保护基督教世界免受异教的攻击。教会也是慈善事业的主持者和中介人，捐赠者不是直接捐助给帮助对象，而是把财产交给教会，由教会发放。中世纪的英国，每一座寺院都有责任收容乞丐，救助老弱病残，并安排有劳动能力的流浪者自救，同时也有权劝说或强迫其所辖范围内的有产者捐款济贫。[④] 二、宗教与慈善的分化随着社会发展，慈善和宗教都有了不同的内涵和领域。随着宗教改革，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之于凯撒。世俗化成为基本的潮流，宗教回归于精神层面。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逐渐承担起更多的公共责任，历史上由宗教团体承担的责任被国家所承接,一部分由慈善组织承担的任务也被国家所承接。这点上东西方大体上是相同的。1601年，英国议会颁布了《济贫法》，与此同时伊丽莎白女王颁布了《英格兰慈善用途法规法规》，政府介入慈善事业，慈善活动在扶危济困之外有了更多的社会目标。慈善具有调节税收、世俗救济、政府和社会监督等新的内涵，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过渡。在中国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传统慈善也向现代慈善转变。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例，民国初年上海的慈善团体的慈善活动有了很大变化，它以济贫和职业教育为中心，试图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至于慈善原有的其他业务，则分别移交给医疗、教育、警察，消防等部门，或者被废止了，善举成为市政的起点，并开始被纳入到社会事业中。[⑤]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国家提供了从摇篮到墓地的全方位的服务。慈善的领域逐渐被压缩，在这一点上慈善与宗教又同病相怜，宗教的空间不但被世俗化所压缩，也被政治和政府所压缩，现代的政治领导人不再满足于政治领导人，他们也希望成为公众的导师乃至成为教主。于是我们看到，“上帝死了”和“慈善终结”都曾经嚣喧尘上。在20世纪初期乃至50年代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但（Nathon）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所持的观最具有代表性：“我们历史中最悲?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们所做出的努力。

内容提要：宗教是慈善重要的思想渊源，一种重要的慈善组织形式，宗教提供的慈善服务对扶贫济困、社会救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慈善也促进宗教教化功能的实现。随着社会分化，慈善和宗教逐渐分离，现代慈善注入了更多的内涵，但宗教慈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宗教与慈善都面临着角色定位和社会管理的挑战，如何合理自我调适，回应社会的需求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宗教是慈善的重要根源

总体来看慈善事业大体上有三个基本的源泉：慈善传统、人道主义传统、宗教传统；在当代又汇入了环保传统和人权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是慈善事业重要的思想根源和组织形式。在传统社会，其他组织性社会机制并不发达，政府的行动能力和公共责任都很小，宗教组织是社会中很少的能够提供组织性慈善事业的社会机构。宗教团体的组织网络，较高的社会公信力使宗教组织在慈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规模的慈善活动在政府、家族、行会之外，往往都由宗教团体提供。宗教慈善活动可能是唯一持久和经常性的慈善活动。宗教的组织性慈善也可能是传统的慈善过度到现代慈善的节点。如果把宗教的目标抽象到普济、普渡、普觉的层次，[①]我们会发觉，宗教和传统的慈善有许多的共同的东西，乐施好善、悲天悯人、扶危济困都是宗教和慈善共同的东西，不同的宗教也都把施善和回报作为达致其他层次的途径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与慈善是同源的，或者说灵犀相通。西方扶弱济贫的传统主要源于《圣经》的教导，伊斯兰教“敬主行善”的观念也强调施恩于人。就中国的史实来看，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了布施的概念，转化为后来的救济观念。梁武帝时期，在建康设立“孤独园”恤养孤儿和贫穷老人，这些工作后来在宋代演变为佛寺的悲田养病坊，后被政府所接收，也被民间善男信女所仿效。宗教和慈善都有另一个共同目标：教化。台湾学者梁其姿经过梳理中国两千多种地方志统计：16-19世纪明清时期，中国有育婴组织973个、普济堂339个、清节堂216个、施棺为主的慈善堂589个、综合性善堂338个，其它慈善团体743个。[②]这些善举不是单纯地要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事实上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借施善去尝试重振社会秩序，重点在于社会等级的重新界定；诉求往往带着浓厚的道德性。慈善济贫纯粹是为了维护社会文化价值。重视孝道与贞节、蒙学教育、儒家正统的葬礼、惜字积德以增加科举机会。与慈善异曲同工的是，宗教的重要功能也是教化。美国早期大学历史与慈善捐助是关联的，不同教派支持成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大学学生的选择也多限于本教派的教徒，宗教性质的募捐活动支持大学的发展，后来才逐渐多元化。[③]历史上宗教提供的公共生活、公共精神是一个分散和分离的社会重要的粘合剂。宗教不单是精神的守护神，也是文化的传播者，文明的守卫者。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宗教与有组织的慈善其实是并行的。在中世纪，慈善包括任何可以取悦上帝的事：帮助穷人，装饰教堂，教育青年人，甚至包括保护基督教世界免受异教的攻击。教会也是慈善事业的主持者和中介人，捐赠者不是直接捐助给帮助对象，而是把财产交给教会，由教会发放。中世纪的英国，每一座寺院都有责任收容乞丐，救助老弱病残，并安排有劳动能力的流浪者自救，同时也有权劝说或强迫其所辖范围内的有产者捐款济贫。[④]

二、宗教与慈善的分化

随着社会发展，慈善和宗教都有了不同的内涵和领域。随着宗教改革，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之于凯撒。世俗化成为基本的潮流，宗教回归于精神层面。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逐渐承担起更多的公共责任，历史上由宗教团体承担的责任被国家所承接,一部分由慈善组织承担的任务也被国家所承接。这点上东西方大体上是相同的。1601年，英国议会颁布了《济贫法》，与此同时伊丽莎白女王颁布了《英格兰慈善用途法规法规》，政府介入慈善事业，慈善活动在扶危济困之外有了更多的社会目标。慈善具有调节税收、世俗救济、政府和社会监督等新的内涵，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过渡。在中国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传统慈善也向现代慈善转变。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例，民国初年上海的慈善团体的慈善活动有了很大变化，它以济贫和职业教育为中心，试图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至于慈善原有的其他业务，则分别移交给医疗、教育、警察，消防等部门，或者被废止了，善举成为市政的起点，并开始被纳入到社会事业中。[⑤]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国家提供了从摇篮到墓地的全方位的服务。慈善的领域逐渐被压缩，在这一点上慈善与宗教又同病相怜，宗教的空间不但被世俗化所压缩，也被政治和政府所压缩，现代的政治领导人不再满足于政治领导人，他们也希望成为公众的导师乃至成为教主。于是我们看到，“上帝死了”和“慈善终结”都曾经嚣喧尘上。在20世纪初期乃至50年代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但（Nathon）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所持的观最具有代表性：“我们历史中最悲?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们所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