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启蒙首要在于探明真相


  傅小平:就我的阅读感觉,您的作品可以说很好地诠释了“在场”的理念。这一方面是因为您谈到的很多人和事,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您以客观冷静的笔触做了精确的再现。另一方面,即使是谈到历史,或并非自己亲历的事件,您都能非常清晰地还原到当时的情境,做出入情入理的解析,让人读了有一种生动的在场感。联系到当下散文、随笔写作中比较常见的生编硬造,还有对史料的随意生发,这种在场的写作尤显可贵。这次,您五卷本自选集中的《不尽之思》获在场主义散文奖。是否可以以此延伸开去,谈谈您对“在场”的理解?
  资中筠:得到这样一个奖,我实在很意外,因为我虽然大学学的专业是外国文学,但是从未从事文学创作,也没想到自己这些文字就算是散文。承蒙诸位文学界的专家评委赏识,我感到很荣幸。如果说散文,我倒觉得我另一个集子《闲情记美》倒更像散文一些。至于“在场主义”,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还不很理解。现在理解“在场”这个词,大概就是指写现实存在的、自己亲身经历的东西,和自己真实的感受,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情愫。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尽管有些作家想象力丰富的幻想型文学作品也自有其价值。
  傅小平:读您的文章,比较强烈的感受是,平淡而有韵味。按散文写作的一般理解,平淡是一种境界。但读当下作家的很多散文,其行文淡则淡矣,但味同嚼蜡。有意思的是,尽管古诗词在您的行文中起到了很好的点睛作用,但也不能说是“一字之用,境界全出”。所以我想这种韵味源于文章整体,而这并非完全指的语言、结构之类的浑然一体,更在于能从中见出您不俗的风骨和气质。
  资中筠:我有所思、有所感,就信笔写来。一部分是理论的思考,一部分是感性的、经验的,或者是二者相结合的。我不是快手,一篇文章要改好几遍。不过字斟句酌主要是求准确地表达,或者删去冗词,而不是为修饰辞藻,大概这就是你所说的平淡。
  傅小平:总体来看,当下散文强调的是写作技艺,而且对多数表达某种见解、立场的评论性文章,读者更关心的是作者的姿态,而非表达得怎样尽善尽美。
  资中筠:首先,我自问不是散文家。《不尽之思》所写都是平生接触到的人和事,在回忆往事中感到值得一写,大部分是我个人独特的经历和视角。有些虽然是家喻户晓的大名人,但是我在特定场合所见到的,别人未必见到,或者未必有同样的感受。所以,如果说这些文章还有一定的价值的话,就是其独特性,只能是我写的,别人不可能写出同样的内容。
  如果还有生动的地方,那是其人和其事本身就不同寻常。也许我在某些方面感觉比较敏锐,别人视而不见或认为平淡无奇的,我却有所打动,或者从中看到某些更深的意义。另外我觉得自己有些幽默感,常会看到事物的微妙的讽刺性,就不知不觉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傅小平:在您眼里,好的散文有什么标准?
  资中筠:我不敢提出什么好的散文的标准,只能说我喜欢什么样的文章。一般说来,我喜欢朴实一点的,“有话好好说”的文章。我认为深入浅出是上乘,如果引经据典,也是水到渠成,信手拈来。那些典故、引语、诗词等等,已经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不经意间自然而然跳出来,是因为找不到比这更能表达自己意思的词句,而不是刻意用来装饰自己的文字以增加文采。
  傅小平:非常赞同。在这方面,是否有前辈或同辈作家,对您写作产生了影响?
  资中筠:我觉得这方面的典范之一是杨绛的白话文,自然而清丽。还有冯友兰,他的白话文和文言文都是上乘,能把高深的道理说得明白晓畅,是真正的深入浅出。而几篇著名的文言文(如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以古文写当代事,用典之恰当,对仗之自然,令人叫绝。这才是大散文家(尽管他们二人都不以散文称于世,文章只是表达的工具)。这当然与自幼的中国文史功底分不开。
  至于我自己,差得远。如果这本集子还有可看之处,还在于其内容,不是言之无物,也不是小题大做,更没有自作多情,夸大自己与所写人物的关系。总之没有矫揉造作之处,至少对历史、对读者是真诚的。
  

  傅小平:我想到在当下很受推崇的周作人的散文写作。在《我国现代图书馆的先驱》一文中,您曾感慨,近年周的名字在文坛颇为热闹,其附逆并不妨碍他的文学成就得到肯定,甚至宣扬。我们并不主张因人废文,但毕竟为人与为文很难截然分开。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一个作家,也关系到我们要给后世留下什么样的人格典范。近年,周作人曾沦为汉奸的不堪史实,确乎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相比而言,很多西方国家对待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持更为复杂的态度。
  资中筠:关于周作人,有时文章和人品是一致的,有时并非如此。古来就对某些著名人物有“文人无行”的评论。人无完人,所以还有大节小节、私德公义之分。许多文章漂亮、有思想、有见解的人,在私生活中表现不那么完美,这不必苛求。但是在大节、公义方面,就不能不顾。这就是中国士大夫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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