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非常聪明地选择了音乐与黄昏这两个颇吸引人的背景。在书中我们读不到对于具体音乐或音乐家的大通点评，有的只是蓝调、爵士、英美民谣，埃尔加、拉赫玛尼诺夫的若隐若现，换句话说，音乐在石黑一雄那里并非故事的主角而是烘托故事的气氛，而将这些柔板音乐收拢在黄昏薄暮时分，又给书中那些多少皆潦倒窘迫的主人公平添一层潇散落寞的悲凉感。 

　　除了柔板音乐的抑扬婉转、黄昏落日的宁谧深沉以及书中各色人等的崎岖人生，最牵惹读者情思的或是石黑一雄的文字了。虽然五岁即迁居国外并长期用英语写作，但石黑的文笔仍旧透着浓重的日式风格，叙述轻盈，节奏纾缓，字句如日本清酒般素雅有味，不论是叙事写景，皆平平道来不加修饰，故事结构亦松松散散，恰似随手即景般天成浑然。而这等清雅的文字味道用来书写“回忆”可称绝配。或旁观一隅，聆听他人的回忆；或自言自语，与人物一起追溯过往。不论追念往昔生活的小欢乐还是大感伤，石黑的文笔总那么克制冷静，他有本事将回忆消解为一种弥漫如薄雾的感觉，勾惹读者随之一并回眸。 

　　当书中落魄的爵士乐手最后叹道，“我应该向前看，生活确实不单单只是爱一个人”，与其说此言透出对未来的向往，毋宁说回忆力量之巨大恍如老树扎根，盘根错节地包裹住我们的内心。阅读石黑一雄，就像坐上一辆他驾驶的怀旧列车，在黄昏时分启程，行驶在落日的余晖中。 

　　新近上市的《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令人大开眼界。诚如卡尔维诺所言：巫师在面对危殆处境时，其对应之道是抛去他的肉体重量，飞向另一个世界，去寻找力量改变现实的面貌。安吉拉·卡特或许正是这样的巫师，他抛却肉身所在的世界，轻盈地飞行。 

　　这位英年早逝的出色的英国小说家，确如巫师般奇幻诡异，她的作品不断突破边界——性别的、道德的以及一切社会规则。“精怪故事集”是她收集的各国家、各民族的民间故事，1992年她去世前，手稿还在手边。和我们读惯的温馨小故事迥异，这些民间故事口味颇重，既残忍又真实，荒诞不经、毫无逻辑甚至多少有点违背惯常的道德律令，而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安吉拉更是花大气力书写那些“聪明的妇人、足智多谋的姑娘和不惜一切的计谋”，让读多了白雪公主、美人鱼的读者颇感讶异。不过亦如安吉拉所说，民间故事直指人类的生存经验，“传统故事中的家庭生活向来离灾难一步之遥。”而残酷有时比善和美更接近生存和生活的本质。 

　　是的，本雅明关于讲故事的艺术的消亡的警告言犹在耳，“长篇小说在现代初期的兴起是讲故事走向衰微的先兆……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或许讲故事的人日渐稀少，但是人类听故事的爱好不会消亡，故事只是需要不停转换外在形态。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因为电影《金陵十三钗》的上映而备受关注。这部据说修改了四十遍的小说触碰了“南京大屠杀”这个近代史上最大的创痛。 

　　《南京安魂曲》讲述了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开始惨绝人寰的屠城后，美国教士明妮·魏特琳作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导主任坚守校园，建立了当时在南京屈指可数的国际安全区之一，为上万名的妇女、儿童提供了可暂时栖身的庇护之所，使他们尽量免遭日军的性暴力和杀戮，并冒着生命危险、全力以赴的营救难民们的亲人和当时为南京市民提供帮助的国际人士。哈金自述为了确保叙述的尽量客观，他选择了从魏特琳这个美国人的角度切入，而且比起拉贝，最终自杀的魏特琳的故事更耐人寻味。 

　　如何用小说去处理这般复杂宏大的历史事件，确实是对作者的大考验。小说家并不希望篡夺记者和史家的地位。关于历史题材的小说若一味旨在还原历史场景难免误会了自己的职能，以至最优秀的小说家每每在此时沦落为一个三流的历史学者。 

　　哈金显然注意到历史与文学的分际，是以虽然掌握了极多的历史资料，并在小说中成功塑造了彼时的南京，但仍然极有克制地铺陈细节。尤其是对血腥的大屠杀，很多描述只是点到为止不加渲染，而有意思的是，正是哈金的有意克制，反倒形成极大的文学感染力，读者在淡淡的描述中自能体味埋藏起来的痛楚。同时，哈金并未太过纠结这一历史事件背后，他只是发自内心地书写历史，以使文学不被其它东西所挟持。换言之，哈金此书既较为成功地透露出文学如何与历史互动，又告诉我们好的文学如何与历史乃至伦理维持必要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