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了对旧上海的重新改造和清洗之外，新上海也未忘需要开创具有鲜明社会主义特色的城市新空间，一个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正应运而生。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城市功能的改变即是上海逐渐从消费型城市转为生产型城市。而这两种不同的城市性质对上海的城市面貌也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工人新村的兴起。它一方面符合意识形态的需求，只有出色的工人才能入住这些环境更整洁、功能更齐全的新式居住区域；另一方面它也有利于“生产型”城市的功能发挥，更能调动工人工作积极性，将宣传意义上的工人当家做主的感觉落实为切身的生活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人新村的实用性尚不及其象征性。工人阶级对于自己能入住条件相对更好的工人新村当然倍感自豪，而这份自豪恰恰又是“通过对城市住宅空间的重新构建来表征的”，因此工人新村与其说是一种“公共建设”，毋宁说是一种“文化的自我投射”。从社会主义对上述旧上海的城市空间的重新改造和对以工人新村为代表的城市新空间的开掘，其中透露出深刻的政治含义，一如亨利·列斐弗尔所言“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是意识形态的，它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正在转向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怎能全盘接受资本主义所生产出来的空间，如此为之，岂非形同接受既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 

    消费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 

    从上海文化中的江南传统到租界时期的摩登上海再到为今人所轻忽的社会主义的上海，本书所说的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大致如是。确实，上海文化向来中西驳杂新旧并存，任何对它的简单结论既不正确也无必要。但今日对于上海文化的最大挑战并非是来自对其历史的种种误读，而是在消费主义全球化甚嚣尘上的当下，上海正逐渐自动抹杀多元深闳的历史传统，心心念念要成为那个符合标准的“国际大都市”。 

    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压力时刻压在上海的心头。在通向全球化的道路上，上海时刻检点自身是否满足全球化的各项指标，交通越发达越好、商店越繁多越好、娱乐设施越丰富越好，毫无疑问这些指标的达成将使上海市民的生活日益便捷并带来各种各样看得见的收益。但问题恰恰也在这里，即全球化压力下的上海对于未来的设计和对于自身文化发展的选择空间日益逼仄，换言之，除了全球化这条路，上海似乎别无它途。其带来的后果已然出现，譬如上海新地标，闻名遐迩的新天地即为样本，看去颇为上海，实则是一个精心构造以符合商业消费要求的一个场所，它并不在乎是否符合上海街道的原貌，它只需要夹带一点上海的味道，让人依稀觉得这是上海，易于贴上本土化的标签好拿到全球化的市场中进行贩卖。同时，商业消费催动下的上海正变得博物馆化，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城市，而只是一份份便于展示的样本。

    再者，除了正在面对的全球化压力使得上海的文化传统趋于单一之外，权力和资本同样正在宰割文化。确实，上海渴望成为纽约、伦敦、东京和香港，但细细想来，这些城市在成为全球化节点的过程中无一没有一个持续博弈的过程，而一个城市正是通过这些博弈慢慢成长起来的。但上海不然，1992年之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上海的在地文化与全球化的要求，两者间的博弈比例，或是两者间的强弱，悬殊颇甚，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地文化无法对上海应该怎样发展或可能怎样发展有任何发言权。而当在地文化缺席乃至失语，也意味着本土居民的生活选择权日益减少甚至被剥夺，他们的幸福感、自小及长的成长经验、生活习惯等等都不会被纳入到以资本为推动力、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整体的计算系统里去。此时，遑论一个城市的文化究竟有何传统。 

    当我们煞费苦心搜觅上海这座城市的尘封记忆，厘析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时，再对比年年大变样的今日上海，或许我们能够回答的问题并非是上海在哪里，而恰恰是上海不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