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热”与“上海梦” 

    2003年，上海各大媒体纷纷推出各种增刊、特刊来庆祝“上海开埠160周年”，声势浩大一时无两。有的将上海描绘成发达和精英的都市，有的将上海描摹为夹杂着东方巴黎和红颜遗事的颇具声色的城市，虽看似各有取径，实则皆是为那个众人心心念念的“大上海”上妆抹粉。换句话说，媒体对于上海过往历史的这种呈现，呈现出的早已不是“历史的”上海，而是今日众人心中愿意承认的“那样的”上海。投射的过程并非单向，两者间循环生发一个“相互生产”的过程，“上海热”催生了“上海梦”，“上海梦”反过来又催生了“上海热”，现如今是到了分不清孰为梦孰为热的地步。 

    然则在这发热做梦的过程中，上海的历史，尤其是上海的文化传统也就随之被削减。但凡不符合今日大都市情结的过往历史与远年记忆泰半弃之如敝屣，似乎今日堂皇高华的大上海只有霞飞路、百乐门、四马路、新天地、东方明珠之类充斥着消费主义的文化符号，由此读解出的上海史无非是一段段纸醉金迷夜夜笙歌拼凑而成的浮华史罢了。

    我们不必否认上海的历史中确实存在这一段浮华的过往，但若仅以此作为上海历史以及上海文化传统的核心乃至全部，显然一叶障目。事实上，上海或许是近代中国史上最为丰富复杂的城市，它既是自由派文化的大本营，又是左翼批判文化的重心；既有悠久的知识精英启蒙传统，又有同样久长的市民消费文化传统；既迷恋世界，被人讥刺为崇洋媚外，又是爱国主义、抵制洋货运动的发源地；既拥有近代中国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也是建国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推行最成功的地方。可以说，上海从来拒绝任何单一单薄的历史描述，其先天所有的多歧性因素，使得上海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始终存在“各种互相对立、互相冲突和互相渗透的元素”。

    上海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 

    在《城市的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一书中，著者即试图在这层层互为对立互为交融的历史元素中厘析出上海文化的多元维度，进而对上海的多元文化传统有较为深入明达的认识，以期“真正理解什么是上海的城市文化性格”。 

    具体说来，本书认为上海之所以在开埠以后能迅速勃兴，不仅因为租界的形成及西方列强的外资涌入，更重要的一点是上海处于江南的富庶之地。在外资进来之前，上海已经有一份江南给它的家底。而江南的富庶又不仅是物质资财上的富庶，还包蕴着江南文化传统的富博与瑰丽。因此，江南传统不仅给予了上海可观的经济基础，同时使得上海日后不完全为异质的外来都会文化所裹挟，而是一路充塞着“摩擦、纠结和冲撞”，最终两者以一种“互相咬合的姿态相互依赖和成长着”。 

    不过比起上海文化中江南传统的不被重视，本书揭出的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则似乎完全在全球化的上海梦中被遗忘了。实际上，若说对于今天生活在上海的人来说，相较开埠前的江南传统、1949年之前的租界文化传统，或许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传统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 

    1949年之后，上海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年6月间，有69家妓院自动停业、8月颇多出租车司机失业、银楼珠宝古玩业纷纷关门、大饭店诸如国际、金门、汇中等门前萧条异常，到1954年11月，旧舞厅和音乐厅全部转业停业，各类烟民、娼妓和乞丐等“社会丑恶现象”亦彻底消灭；服饰方面，西服、长衫早已成明日黄花，干部服、列宁装堪称主角，蓝、灰、黑清一色；文化生活方面，原本端为首选的好莱坞电影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悉数禁映，而音乐会弃绝早先的西欧古典音乐，尽皆为在“太刺耳”的中国大锣打鼓和充斥着革命意识形态的革命乐曲。

    比起这些个人生活的改造，整个上海城市空间的重新改造则更重要也更紧迫，因为新的“城市意志”必须经由对城市空间的变化和改造得以充分体现。曾经为旧上海金融中心和外国殖民统治势力象征的外滩一夜间变为人民政府的权力中心，诸如百老汇大厦之类的老建筑被赋予上海大厦这样带有鲜明红色标记的新名字；南京路的四大百货公司规模翻倍，商品增加，但极少是外国货，而几十米长的国营、公私合营的大招牌竖立半空，成功抹去了南京路旧十里洋场的殖民色彩；而原先知名的跑马场则改建为后来的“人民广场”，从代表着帝国主义“毒化人民生活”、“搜刮人民钱财”的罪恶的娱乐中心到成为“上海各阶层人民政治活动的场所”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展览馆”，透露出社会制度的急剧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城市空间改造的策略并非是将旧的城市地标悉数毁弃，而是极为明智地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将之“重新融入并参与构造新的都市形象序列”，整个城市和背后主导这场改造的权力意志强烈渴望与过去那个被看做是罪恶渊薮、冒险家乐园的殖民城市一刀两断，处处时时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一个“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