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代表了“上海研究”的“文化”转向，他相当自觉地把“文化研究”和“新文化史”的方法论视野引入到“上海研究”中，尤其是在“文化想象”的层面上重建了上海现代性的某种“既在表面又是核心”的特殊形态。但由于取材和写法的限制，很多重要问题没有展开或少有涉及。所以，面对形态复杂而又有待阐释的历史和现实，“上海研究” 不仅需要扩大理论视野和更新研究方法，而且必须反省以往研究中被视为“毋庸置疑”的理论前提和工作假设。

    上海在开埠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处于中西、华洋、殖民与被殖民、现代和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激烈的冲突鼓荡中，它是否可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如果可能，那么这一文化传统和现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代经验又处于怎样的一种关系之中？具体而言，如果“文化传统”可以划分为所谓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或者是区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那么这一细化了的传统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两者之间又会构成怎样的对应关系？

    在“文化传统”的另一个层面上，即城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关系也同样显现出繁复的面貌。城市作为一种“人工”的物质构造，它透过地理环境、交通安排、居民分布、社区构成和建筑样式等诸多方面，以“空间布局”的形式深刻地制约着“人”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因此“空间面向”问题在城市文化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由空间面向切入，提供了一种新的看待与理解城市的新方式，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连起来。

    中国大陆兴起的“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都市流行文化上，既窄化了广义的“大众文化”，又忽略了城市的“空间面向”。面对上海，固然需要密切注意它“摩登”的一面，但也不能忘记“霓虹光影之外”的世界，同样内在地于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譬如和现代大机器工业相伴而生的上海产业工人就没有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里，这一阶层作为“共同体”的文化诉求和日常生活状态还不曾得到仔细的描述和认真的研究。

    “城市研究”与“上海悖论”

    近年来“城市研究”渐成热点，无疑是应和了当代理论思考的一个新趋向，即企图超越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分析范畴，寻找研究历史和现实的更具体、更微观同时也更生动的分析单位。特别是在充分意识到单一历史时刻已经不复存在，“民族”不再能够被简单地视为唯一的历史主体，“现代性”问题必须在更加复杂和多样的语境下加以检视。在这种情形下，处于“现代”核心位置的“城市”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城市研究”成为当代的一门“显学”，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西方学术的视野里，本雅明和他的“拱廊街研究计划”已经成了当代城市研究的灵感源泉。德雷克·葛利高里(Derek Gregory)在《地理学的想象》(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一书中，除了论述本雅明城市研究的典范意义，还特别指出当代理论的许多洞见和具体的城市研究密切相关。譬如大卫·哈维从第二帝国的巴黎出发探讨“都市经验”和以“城市规划”和“人文地理学”的视野重新观照“后现代性状况”；爱德华·索亚通过对洛杉矶的研究，把“空间”问题重新放置在社会理论的脉络中，提出了“后现代地理学”的构想；阿伦·波雷德则通过对斯德哥尔摩城市生活的考察，深刻地检讨了都市日常生活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这一系列的研究不仅深化了人们对现代都市状况的理解，而且极大丰富了当代理论的诸多面向，重新绘制了“资本”、“商品”、“空间”、“文化”和“现代性” 等问题领域在“城市”中汇集、冲突和融合的复杂图景。

    呼应着西方学术的新潮流，“香港”、“台北”和“上海”也逐渐成为了“城市研究”关注的焦点。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香港”作为殖民和后殖民大都会，它既可以在后殖民理论语境中获得众多新的阐释，像阿巴斯用所谓“消失的政治”来解释香港在建筑、影像和文化上的后殖民空间生产与政治的关联性，也能够在与“民族国家”的复杂关系中重申自己有“城籍”而无“国籍”的特征，它可能以“城市”的姿态来抵御、戏弄以“乡土”为主要表征的强势“国家”想象；“台北”则在另一种语境下强调"殖民城市"的自我负担和更新期望，夏铸九以“殖民的现代性营造”来重构台北的建筑和都市的历史，从而直接质疑了主流的“现代性”方案；詹明信在读解以杨德昌的《恐怖分子》为代表台湾新电影过程中，富有洞见地指出电影空间和都市空间的互文关系，特别是它作为“都市空间”的转喻性寓言“重绘”了“台北新图像”……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对“上海”的研究在史料的整理和史实的梳理上也许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可是由城市研究激发的深入而犀利的理论思考则乏善可陈。绝大多数研究著作只不过使用不同的材料，来证明“现代化”叙事的正确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可抗拒，进而把“上海”编织进一个日益膨胀的关于中国未来和全球前景的神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