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代表了“上海研究”的“文化”转向，他相当自觉地把“文化研究”和“新文化史”的方法论视野引入到“上海研究”中，尤其是在“文化想象”的层面上重建了上海现代性的某种“既在表面又是核心”的特殊形态。但由于取材和写法的限制，很多重要问题没有展开或少有涉及。所以，面对形态复杂而又有待阐释的历史和现实，“上海研究” 不仅需要扩大理论视野和更新研究方法，而且必须反省以往研究中被视为“毋庸置疑”的理论前提和工作假设。

    如果建立了这样的研究意识，那么“上海研究”就不会成为拥抱西方学术新潮的借口，更不可能为当下正在建立的新意识形态提供廉价的合法性支持，相反，上海独特的历史过程和现实处境可以为更深入地反思“现代化”叙事和“发展主义”的逻辑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可以为更有效地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多重面向提供有利的理论途径。虽然研究一定是和特定的历史事实与知识领域联系在一起，可是这方面的“问题意识”必然隐含在具体的论说和微观的分析背后，从而呈现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论题。更具启发性的是这些论题往往把看似矛盾的现象和充满悖论的领域结合在一起，对研究者的理论阐释能力和文化想象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譬如上海的世界主义和上海被殖民处境之间的关系；上海发达的市民社会和商业资本与创建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之间的关系；上海“左翼”文化和“革命”话语的都市语境；上海商业文化中的消费主义与民族主义；上海的市民休闲生活与都市欲望方式的形成；上海的殖民营造与城市空间的建构；上海都市视觉形象与地皮的价格浮动（“地租”）以及房地产商业投入的内在关联……

    要研究和回答上述论题不仅需要突破现有的学科与专业的界限，集合不同专业和学科背景的学者进行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譬如“文化研究”和“都市研究”就是这类可能把多学科背景的学者集结起来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上述论题中蕴含着一种共同的“问题意识”，即不能简单地套用任何现成的规范性理论来解释这些复杂的现象，而是要求在描述、阐释现象的同时突破现成的理论框架，进而质疑某些公认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与假设，甚至有可能提出新的理论见解。

    借来的时空 庸俗的现代

    上海在开埠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处于中西、华洋、殖民与被殖民、现代和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激烈的冲突鼓荡中，它是否可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如果可能，那么这一文化传统和现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代经验又处于怎样的一种关系之中？具体而言，如果“文化传统”可以划分为所谓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或者是区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那么这一细化了的传统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两者之间又会构成怎样的对应关系？

    众所周知，关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理论是由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提出来的。他在墨西哥尤卡坦州作“城乡联续体”的田野研究，选择了四个规模不一的社区，研究焦点在于比较一些封闭同质社会与另一些变动异质社会的区别，提出了在文化上分以城市为中心的上层“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散布在城市之外乡间的“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小传统”指那些非内省多数人的传统，生长、存在于村落共同体文化之中，形成“庶民文化”(folk culture)；“大传统”是那些内省的少数人的传统，反映为都市知识、精英文化。他认为，乡土社会是“前工业社会”，与现代社会无法共存，“庶民文化”全靠都市精英文化推动甚至强制才能实现。具体到上海，的确也可以粗略地划分出以“市民文化”为代表的“小传统”和以“精英文化”为代表的“大传统”，不过两者的关系并不像雷德菲尔德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相互“隔绝”，虽然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庶民文化”要靠都市精英文化推动和强制才能实现，然而更多的时候两者呈现出互动、依存甚至是“杂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