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伍德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句话不应做机械的、绝对化的理解，而应承认它有一定的合理性。历史是人创造的，为了揭示历史运动深层次的各种机制，不能不研究人们的思想。正因此，举凡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以及艺术史等等领域中发生的矛盾、论争，在思想史中都会有反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思想史的确有可以涵盖和深化其他专门史的功能。

    在2000年的时候，思想史研究者许纪霖就编选过一部《20世纪中国思想史论》，系统地汇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20世纪中国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全书的23篇论文，立论严谨，有冲击力，对于清理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尤可资借鉴。不过，当时正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三分法比较流行的年代，使得该书也多少留有一定的时代印迹。十年弹指一挥间，学术界对现代中国思想的研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出现的一个新趋势，就是从过去所流行的人物研究、思潮研究，转向了观念和思想体系的研究。重新梳理十年来涌现的研究成果，检视思想史研究的可喜进展，也就显得理所应当和势在必行。

    《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是许纪霖所编的又一部有关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的论文集。打开目录，映入眼帘的是余英时、张灏、林毓生、林同奇、金观涛、刘青峰、王汎森等一大批国际国内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第一流学者的名字。他们的作品，大都集中于讨论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一些核心观念，如科学、民主、公理、国民、自由、革命等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词，进而考察这些词汇所代表或体现的观念如何起源、演变，乃至最后的整合与结果。

    对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思想世界的研究，是许纪霖十年来治学的重要方向，也是近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界的重要动向。现代中国的思想，在“五四”以后分化为形形色色的政治“理想”和文化“主义”，它们既相互对立和冲突，又相互补充和支持，代表了不同思想家对普遍的危机意识的不同回答。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界，曾经被一个观念牢牢占据：中国的现代性来自西方，“五四”是思想上大规模转向西方的开始，要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只要追溯到“五四”就可以了。这一以西方为中心的思想史视野，近年来受到严峻的挑战。不少研究现代中国思想的学者，都将寻根的目光内转，从海外回到本土。本书所辑录的作品，如汪晖的《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余英时的《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张灏的《关于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几点省思》等，都是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中解释现代中国思想的潮流。这一观察视野的大转换，意味着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晚清思想家的思想，就不是所谓“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而是中国思想内在演变脉络中非常核心的一段。它所提供的重要的洞察方式，能使一些熟悉的观念和期望，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时代变得新鲜而且相互关联，进而成为属于我们当下的精神财富。

    富强和文明都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对中国现代性的渴望，使得知识分子平添了一种忧患意识，它是与整个现代中国的思想危机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濒临灭亡的传统的捍卫者，还是批判者，都比任何人更具有一种毁灭性的精神困惑。书中所论及的人显然是少数，但他们是一系列有思想、能对现代性作出反应和表达的群体的代表，他们感受到并深入思考了变革的推力和传统的阻力，有足够的自信对面临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站在中国现代性的高度，研究者不再就事论事地看历史上的知识分子，而是获得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一个更为深厚的基础，使知识分子具体化，并赋予其生命和个性。

    从根本上说，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不能离开对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哲学剖析，思想史研究的突破最终要依靠对一系列核心观念及其演变历程的深入研究。近代中国的显著特点是动荡而激变频仍，在这样的社会里，思想的内在理路之运行更加潜移默化，表现也更为模糊，而各种核心观念本身则特别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并与外在因素互动，形成所谓思潮。潮是有涨落的，而且高潮的时间不长，有时候保持一个距离，更容易看清潮起潮落的变化。研究这些思潮，发掘这些思潮背后的哲学基础，研究思潮消失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蕴含的核心观念的变化，可以真实而全面地反映某一时代人们真实的精神世界，丰富思想史的内容。

    有人说，历史有时仿佛是凋零在秋风中的最后那朵玫瑰，时光流逝，美丽的颜色、动人的姿态已无处可寻，时间越久，记忆的遗失也会越多。而通过思想史学者的调查、记录、整理、研究，却让我们感觉自己离开那些历史人物是如此之近，让我们透过历史又看到了往昔的五彩斑斓，看到了历史人物最可贵的思想精髓。读《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让人感觉是在返回历史的现场，和诸多的历史人物面对面；又宛如是在看一部部立体的传奇电影，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演绎历史人物精彩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