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以下简称《家国天下》）是许纪霖教授近十年来关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积淀之作。全书的论述被统摄在别具深意的“家国天下”议题之中，显现出清晰的内在“经脉”。

    一、作为思想议题的“家国天下”

　　对于每个中国人而言，“家国天下”四个字都不会陌生。无论是在曾经作为精英文化重要文本之一的《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中，还是在民间文化的世俗生活里，“家国天下”都有着特定的精神内涵，早已浸润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之中，成为一种共同体文化。  

　　不过，吊诡的是，如此重要的议题，在过去的人文研究中却又鲜少被严肃对待。这种对于“家国天下”的忽视，有着诸多的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许就在于作为文化传统的“家国天下”早已在百年来的中西交冲、古今对垒中变得面目全非。无论是家国，还是天下，都已经远离了原本的儒家文化内涵，在支离破碎之余，虽仍烙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但又已然成为了随处飘荡的“游魂”。

　　对“家国天下”的探讨和理解，一方面离不开学理的依托，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切身的体会。用许纪霖教授的话来说，“家国天下，乃是一个认同的问题，而且是中国人独特的认同方式”。认同问题古已有之，却是到了现代社会才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突出现象。如果说西方社会的认同问题与由上帝主宰的神意世界的祛魅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中国人的认同困境则发端于自我在清末民初冲决家国天下连续体之网罗的时刻。个人生活的意义何在？自我认同是否需要外在的制度依托？世俗化时代是否需要超越精神？当天经地义的政治秩序和心灵秩序受到毁灭性的冲击，这些原本不成问题的问题受到普遍的质疑。

　　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中的社会想象》一书中从西方经验出发，将这个历史过程称之为“大脱嵌”（greatdisembedding），而许纪霖教授则在《家国天下》中认为近代中国也有一个类似的“大脱嵌”历程。这一过程发端于晚清，于五四抵达高潮，不时浮现于五四之后的历史进程，余波延及当代中国。

    二、国家问题的重要性

　　《家国天下》共分上编、中编、下编三个部分，十五章，涉及古今国家认同的变化、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具体历程，以及现代中国的个人、地方与天下认同。从内容上看，国家问题显然占据颇大篇幅，构成了论述的主体和核心。问题在于，如果说个体从家国天下连续体中“脱嵌”而出，构成了现代中国认同问题的源头和特殊性，那么其中的国家问题为何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按照许纪霖教授在《家国天下》中的论述，古代中国的家国天下连续体，既内蕴着超越性的价值内涵，又包括一套由宗法家族、王朝等组成的世俗制度。传统的自我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本真性，其意义所在要么以直通超越性天理的方式，寻求自我与天理、天道的合一，要么以纳个人于伦理秩序的方式，融自我于交互性的伦理关系之中。“国”在传统家国天下连续体当中，并不占据核心位置，“在下受到宗法家族伦理的规范，在上有天下价值的制约”。如果一定要追溯“国”在传统家国天下连续体中的定位，那么也仅仅意味着王朝认同，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族认同。

　　从家国天下连续体的角度来看，民族国家的观念在晚清民初伴随着西方强力进入中国，乃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它一方面造成了超越性的天下价值的式微（当然这种式微还有着其他原因，比如科学的机械宇宙观的冲击等），另一方面则促使个体从家族和王朝的网罗中“脱嵌”而出，由臣民、族民转变为国民。

　　如果说近代欧洲的“大脱嵌”过程主要是要求个体从神魅世界中解放出来，那么近代中国的转变则与日趋严峻的外部威胁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形势下，民族国家所形塑的政治空间，一方面要求重组社会秩序，并将合法性的来源紧紧地限定在统治内部的国民，希冀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以往王朝统治至大无外的弊病，合地方与中央于一体，融国家与国民于一炉。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则是以建立在个人意识和民族集体意识之上的独立单位面向他者，并力图在一个万国林立的丛林世界中维持一个稳定的外部秩序。

　　对于国家问题的强调，很难不令人想起近年来由葛兆光教授提出的、引起广泛讨论的“何为中国”的问题。不过，他的探讨更多地聚焦于古代中国，特别是他所着重强调的已然孕育民族国家观念的宋代中国，对于现代中国（清末民初）的历史变迁则着墨甚少。在此，我们或许不乏武断地说，如果葛兆光教授探讨的是“何为古代中国”的问题，那么许纪霖教授在《家国天下》中聚焦的则是“何为现代中国”的问题。对现代中国的探讨不仅需要考虑古今的历史内在变迁，更要兼顾中西的横向空间比较，牵一发而动全身，有着异常复杂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