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起死回生的“启蒙”

　　《家国天下》所聚焦的认同问题，乃是现代世界在“大脱嵌”之后的普遍难题。用许纪霖教授在本书后记中的话来说，“现代的认同有两个脉络：一个是以政治秩序为核心的共同体认同，另一个是以心灵秩序为中心的精神价值的认同”。前者包括上述所提及的国家认同问题，后者则涉及与之对应的个人认同问题。

　　同民族国家的崛起一样，个人的崛起也是近代中国的大事件之一。当个人从家国天下连续体中“脱嵌”而出，孤立的个体被前所未有地推上了时代的砧板。一方面，人坐上了主体的位置，被赋予了选择的自由和理性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个人却又同时被抽走置于其上的超越性根基，随时面临着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威胁。

　　对于这种困境，严格区分“好的”（good）与“正当”（right）的罗尔斯式自由主义，仅仅注目于在程序正义基础上实现政治整合，以价值中立的方式最终将认同问题拱手相让。倒是包括后学提出的批判解构式的现代性、政治保守主义者提出的国家主义现代性、中外古典主义者提出的反启蒙的现代性等，强烈意识到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各种类型的另类现代性方案。

　　在数年前的《启蒙如何起死回生》一文中，许纪霖教授曾指出，要解决以个人自主为核心的启蒙所面对的问题，“仅仅从启蒙的外部比如古典的立场、后学的立场来‘超克’启蒙，虽然犀利，但只是一种法道有限的外在理路。启蒙要获得新的生命，重要的是从复杂的历史传统之中，从启蒙的内在理路之中重新发掘启蒙的丰富资源，从而让现代性获得继续提升的空间”。所谓“启蒙的内在理路”有着多重面向，但最为重要的是重返早期启蒙思想家那复杂的思想世界，看到启蒙的驳杂性与紧张性，从而重新激活启蒙，回应挑战。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家国天下》重返近代中国“大脱嵌”的历史时刻，挖掘包括梁启超、李大钊、张君劢、张佛泉等诸多思想家对于认同问题的探讨，既是对历史的考察，又有着颇不寻常的现实内涵。如果说在当代中国纷繁复杂的思想图景中，个人的崛起遭遇到四面楚歌式的攻击，命运多舛而前途未卜，那么《家国天下》挖掘近代中国（特别是晚清民初）思想内在复杂性的努力，则表明个人的崛起完全有可能和国家的崛起携手共进。个人认同、国家认同与世界认同，本质上是现代社会“大脱嵌”后的普遍难题，对承接着家国天下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理应有可能提供一套摆脱了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整全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