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publicsphere)是哈贝马斯对欧洲市民社会“理想类型”的一种理论表述，其涵义简而言之，指的是从市民社会中产生，介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公共空间集群，它们建立于“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之上，深具鲜明的政治批判功能。这一概念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引入中国学术界之后，围绕中国近现代社会是否也存在着一块“公共领域”，其类型又如何，学术界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辩。经过中外学人十多年来的努力，该学术谜团已被破解得渐趋明晰，即近现代中国社会不仅存在着一个以地方绅商为主体，强调公益精神，与国家非对抗性的士绅公共领域(或称“第三领域”)，还存在着一个由现代都市知识分子构成，借助于新式公共空间(大学、媒介等)形成权势网络，带有批判性色彩的公共领域。后者尽管有别于欧洲市民社会下典型的公共领域的若干特征，但从本质上讲仍归于哈氏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类型。由许纪霖教授等新近完成的研究成果——《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下文简称《公共交往》)，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再一次坐实了上述渐被中外学术界认同的论断。

    《公共交往》以1895－1949年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交际网络为考察对象，把它们集中放置在上海、北平、昆明等几个主要城市空间加以勾画，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合聚散的全息图像。全书着力分析中国现代公共领域形成的三种主要网络:学校、报刊、社团，从构成每一个具体网络关系的地缘、学缘、业缘等人脉资源入手，借助大量的统计资料细分缕剖，一一再现了中国现代都市空间中诸多点状性的公共领域，如茶馆、咖啡馆、沙龙、书店、同人刊物、公共媒体、民营出版社、大学和广场等等，从而拼整出一幅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文化版图。作者精辟地指出，与欧洲原生型的公共领域不同，中国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也呈现出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异样色调，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式“公共领域”的外形结构上附着许多细微的中国元素，如中国新知识人群体更多地以茶馆、大学、同人刊物等替代了欧洲的咖啡馆、酒吧、沙龙等，更重要的是其价值取向更切合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需求。“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资产阶级为基本成员的欧洲公共领域不一样，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该书9页)新式知识分子一直是在场的主角，政治内容是建构的直接起点，这是中国式“公共领域”最富有鲜明个性的内涵。

    《公共交往》全书从许多独特的视角把握中国式“公共领域”的特征，新意迭出，新界顿开。出于个人的专业偏好，笔者尤为着意于书中有关中国现代出版业与公共领域互生互动关系的阐述。中国最先的新式知识分子就敏锐意识到现代出版媒介在构建社会公共舆论中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早在1896年的《时务报》首册上，梁启超就撰发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睿智时文；“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也有“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的豪言壮语。此均为明证。如果说，中国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以1896年于上海创刊的《时务报》为发端，那么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出版进程可以说就是一部浓缩版的“公共领域”成长史。从空间布局上看，上海、北京、广州等沿海出版中心与周边、内地形成的信息传播渠道与辐射效应，其实就是中国现代公共领域得以地域性拓展的先决条件。尤其是云集了商务、中华、开明等一大批卓越出版企业的上海，在二十年代接续了新文化运动的火种，形成以现代出版传媒为界标的又一公共领域重镇，与北京的高校式公共领域相媲美。从时间序列上看，中国现代出版业起步于19、20世纪之交，成长于1910年代，繁盛于1920年代，固守于1930年代，没落于1940年代，这与1895－1949年间中国“知识人社会”从萌发－聚合－联盟－分化－散落的行为轨迹也是高度一致的。从人际网络关系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每一个出版企业的人力资源网络，如作者、编辑、读者等资源网络，其实就是构造中国现代公共领域整体网络的一块块网格。如《新青年》群体与亚东书局，共学社、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创造社与泰东书局，语丝社与北新书局，“新月派”与新月书店，“开明书店派”与开明书店，“左联”与内山书店，京派文人与《大公报》社，储安平派自由主义群体与《观察》杂志社……诸如此类的群体(社团)与书刊企业间一直存在着稳固的连结与共生关系，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带有阅读导向性的共同体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动因，同时这种关联本身就是绽放在中国现代公共领域之中的奇花异果。《公共交往》各章节对上述这些奇花异果的内在纹理均有细致入微的刻画，对其生成路径均有罗列周详的叙述，使中国现代公共领域的图景栩栩如生，以一种鲜活感人的立体气息向读者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