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的北京，康有为和他那些激进的强学会成员们，还没法在这座城市的任何一家书店里，找到一张像样的世界地图。然而，到了1917年，同样在昔日王朝的都城里，蔡元培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却开始聘用一批从西方大学归来的毕业生，并且设立了欧洲文学、历史、科学以及哲学课程，大胆地包容着怀疑派和反抗者的叛逆思想。

　　这短短20年，在中国思想史上，是读书人与儒家价值观决裂的一道分水岭。在这道分水岭背后，呈现的是一幅传统社会分崩离析的近代中国历史图景。资本、人口和知识，开始在通商口岸迅速聚合，新兴城市逐渐取代摇摇欲坠的乡村，充当起社会文化和公共关系的枢纽，并理所当然地成为培养现代知识精英的摇篮。20世纪初，随着八股文连同皇帝的宝座一并成为历史陈迹，读书人也走出“耕读为本”的土地与书斋，聚集到了北京、上海、广州和天津的屋檐下。当知识分子遭遇城市，他们未来的人生将被引向何方？

　　正如许纪霖等人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知识分子“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开始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并施加公共影响”，学术与生活的诸多可能性在他们眼前延伸。不论是林徽因“太太的客厅”，还是陈寅恪笔下“景物居然似旧京”的西南联大，20世纪的现代知识分子，怀揣一颗驿动的心，在曾经陌生的城市中，催生了一大批声名远播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1917年3月，即将归国投奔北大的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这句话———借用形容现代知识分子闯入城市时的勃勃雄心，或许刚刚好。

　　在清末上海的公共领域里

　　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建立起以报刊为形式的交往方式；另一方面，多种类型的学会、党派、团体开始形成。随着传统的考试制度被现代学校取而代之，知识分子开始迅速职业化和专业化。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描述，这些变化所形成的知识分子阶层，正在发展一种“新凝聚性”。正如方平在《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中揭示的那样，清末最后的十多年间，上海的社会中孕育、产生了某种具有现代导向的批判性公共领域。“它是一个具有多元结构的社会有机体，既在单数意义上显现为一个个特定的民间组织、民间机构、公共交往场所，亦在复数意义上显现为一组相互关联、彼此依存、内涵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单数”与“复数”的描述，足以证明清末知识分子的思想正在起变化，而且报刊、学会、社团，无疑也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手段。它们像巨大的磁场，吸引了那些担负起社会责任因而最能直接推进变革的人士。光绪九年（1883年），日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告假回籍，路过上海。当他目睹这座城市的奢靡胜景后，不禁在日记中感慨：“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学人大幸事。”如果说，刘氏之言透露出的，是此前士大夫与这座城市既疏离又融合的微妙心态；那么，十多年过去，随着旧制度下士大夫阶级的消逝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在清末上海的公共领域里，处于支配地位的既包括了开明士绅、报刊编辑，也不乏学堂教习、自由作家。他们以活动和舆论，积极参与并塑造了都市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空间。

　　毫无疑问，西方思想的浸润在公共领域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不过，上海的公共领域并不是对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简单模仿和复制。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比如结社立会传统、清议传统等，也是公共领域建构过程中重要的历史坐标。因此，从上海的公共领域中不难发现历史上书院、会馆演变的痕迹，探寻到“中国社会变迁的阶段性与延续性的统一”。不论是维新报刊、戊戌学会，还是张园和惜阴堂，沉甸甸的收获成就了清末知识分子公共生活中罕见的丰年。上海也因此成为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中心点”，牵动着整个中国权势网络的分布格局和社会国家关系的调整。

　　《东方杂志》和《申报》

　　进入民国以后，知识分子群体继续借助现代知识教育体系和出版传媒产业，在城市空间里掀起政治和文化的风浪，但对其深层的解析要比表面的判断更加复杂。一方面，当时仰赖于都市化的职业分工和文化网络，比起王韬辗转奔走、梁启超奋笔疾书的时代而言，已经大为完备了。另一方面，受中国传统的思潮与外国思潮的影响，社会阶层的不断分裂与再度组合，民国时期仍在继续。这直接导致了城市知识分子的千差万别以及学派、倾向和趣味的丰富多彩———既蕴含着对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理性思考，也不乏关于大都市消费生活的欲望想象。

　　1904-1932年间的《东方杂志》知识分子群体，是当时颇具特色的“松散的自由主义群体”。和《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不同，《东方杂志》是由民营经济主办的、自负盈亏的商业性刊物，这一特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自由论坛。在文化大论战中的数次风波，如杜亚泉和蒋梦麟关于“何为新思想”之争，胡愈之和张东荪有关“理性与兽性”之争，都在《东方杂志》的版面上如火如荼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