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价值中立”的原则，并没有模糊《东方杂志》论者的风格。《东方杂志》知识分子群体对于自由主义和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关系的看法，体现了他们试图将民族主义呼声和民主政治的要求糅合到一起的努力。民族主义并未游离于民主政治思想之外成为一种孤立狭隘的排外情绪，而是促成中国社会改良的一个有力的、必要的强化剂。《东方杂志》的一系列思想主张，通过自己塑造的“有容乃大”的公共领域，得到了合理的保留并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在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过程中，上层主流思想与城市通俗文化间的关系，也呈现出特别的样式。借用李孝悌的看法，如果说，《东方杂志》、北京大学和新潮社的知识精英之间交流的话题，构成了中国思想界的现代性的话，那么，《申报》广告则用一种快乐、刺激的方式，营造了官能上的、美感经验上的和文化品位上的现代性。这让人看到了思想高墙的背后，世俗生活明明灭灭的万家灯火。在中国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黄金十年里，《申报》广告通过怎样的方式，将快乐、健康、幸福、美丽、品位、高尚、身份、意义等概念予以重新建构和解读，从而对上海芸芸众生的心理、观念和行为实施隐性支配的，这正是《欲望的想像：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的兴奋点所在。

　　五四运动后的知识分子

　　耐人寻味的是，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十年中，思想文化的革命之火烧毁了传统观念，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群体在其目标上也出现了分歧。那些倾向于学术研究、改革和渐进进化的人，和一批倾向于政治行动、造反和暴力革命的人之间的裂缝加深了，摒弃批判理性的主张也越来越激烈。王晓渔在《知识分子的“内战”》中，试图从知识分子与文化空间的关系，探求其观念的变化与冲突。

　　1920年前后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同时受到籍贯（地缘关系）、城市文化空间以及留学经历和年龄的多重影响。不论是在南池子缎库胡同还是钟鼓寺，胡适的住宅始终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化空间。在八道湾鲁迅和周作人的住宅，北大国文系（“北大同人”）、章氏同学会（“太炎门生”）、浙江同乡会（“某籍某系”）三位一体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臧否人物。同样，在东吉祥胡同和石虎胡同（以及松树胡同），分别聚集着《现代评论》派和新月社的盟友们。但是，北京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随着1926年“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一去不复返了。胡同里的知识分子逐渐分化组合，并且在女师大风潮中产生激烈冲突。八道湾胡同的“语丝派”开始朝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开火；而他们与其余两个胡同的知识分子的交锋，也将在上海陆续。

　　显然，在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其中心化与自我边缘化的紧张始终并存。民国的前20年，当知识分子在现代学院、学术团体和报刊的舞台上唱响华彩乐章，他们似乎成功地依附城市、塑造城市，并在城市里创造了一个自主的和多样化的“美丽新世界”。可是，这只是军阀混战时代既无中央政府也无正统观念的暂时情况。由此导致的严重的后果却是，士绅社会的瓦解，使得知识分子与传统割断了联系，城乡之间的鸿沟越发难以弥合，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另一方面，失去了文化之根和社会之根的知识分子，在身份与权力上，也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和虚拟化。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在十分混杂而又模糊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引导下，知识分子聚集到一起。之后的情况，正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敏锐地揭示的：“罗曼蒂克的个人主义以及对资产阶级西方之不得体的模仿，面对马克思主义那缓慢而又扎实的进展而黯然失色了。艺术和文学要为革命服务。在政治发展的促进下，情况开始变得明朗化了，中国似乎重新找到了其思想凝聚力的道路。”可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那又将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