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恰逢“全球性”兴起而“质疑近代革命”的声浪爆发之时，中国也处在社会转型的关节之处。于是，里应外合，人文学界在“告别革命”的历史氛围和社会心理的趋势下，大刀阔斧地在各个领域形成了一股“重写历史”的思潮。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下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并由之形成的一套叙述话语外，人们甚至不惜以理论阉割的方式将“马克思的复仇”视作“告别革命”逻辑的理论依据，去革命化的现代化史观旋即成为中国式全球化想象的依据。在这种拨“乱”反“正”的狂喜中，人们不可能客观地讨论有关现代化的论述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了相对于“革命范式”的合法性，也不会追问这种不证自明的危险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毫无排异作用地被人们所接受，由此，“重写历史”思潮不仅有了理论框架，同时借助了西方研究毋庸置疑的“权威性”，一下子找到了一整套的话语系统，将中国历史活生生地拉入到“世界历史”的行列。但是，这种“无排异性”本身是值得人们进一步探讨的，只是在当时普遍的社会心态下，自然会让人们对其“视而不见”。然而，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一部分有着强烈社会关怀的人文学者开始关注到中国历史自身发展中溢出于“概念框架”之外的部分，也开始质疑西方视角的有效性和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作用。于是，一批以批判“西方中心观”为目的的论述，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这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柯文的所谓“中国中心观”，他批评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扭曲了历史事实，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采取“化整为零”的研究方式，把中国看成由不同阶层和区域组成的社会，用这样的方式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但 “修正往往导致新的扭曲”，在过分强调“局外人优势”的同时会不会遮蔽掉“局外人”身份所无法避免的视差？如何避免西方观念直接降落于中国历史？如何从中国历史自身脉络中寻求现实问题的理论资源？罗岗《人民至上》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提出了一整套重新理解中国历史的方式，无论是思想对话的深度，还是研究方法的挑战性，这一著作的问世颇具开拓性。

    罗岗指出以批判“西方中心观”为目的的“中国中心观”同样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方面，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以地方性区域为研究对象，很容易形成以“文化符号差异”为兴趣点的特殊性研究。另一方面，“化整为零”的研究方法放弃了以“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的主体，“中国中心观”会变成没有“中国”的“区域中心观”和“地方中心观”。所以，无论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还是从研究方法上看，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既无法将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的视野中，同时也对中国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缺乏理解。那么如何避免产生沉沦于“特殊性的问题”的研究，或者说如何使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上升到“通论性的问题”？在这样的思考中，罗岗提出了全书围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在中国发现历史，而更需要追问在中国何处发现历史？”全书紧紧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论述，分为四个章节。罗岗并没有急于给出问题的回答，而是以问题史观为导向，带大家进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脉络，试图以呈现整体性的历史图景的方式，寻觅中国历史的“藏身之处”。在这个研究思路勾画出的整体性图景中，“人民主权”始终是贯穿全书的一个明晰可辨的线索，同样也是问题的切入口。

    《人民至上》在与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的对话中，梳理出中国历史自身发展过程中“人民主权”的确立，与其他相关研究相比，独特之处在于，该书始终是在整体性的社会结构中把握“民”的观念对历史进程产生的作用：从明清之际到辛亥革命逐渐形成的“乡里空间”里，以不同于欧洲东渐的“地方自治”为特征建立的非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自治模式，建立起了“士绅共同体”，这是一个士大夫与民众相结合的场域，从而打破了皇权的独断。在辛亥革命之后，随着乡村共同体的败坏和革命主体的确立，“主权在民”的执政理念深入人心，而这样的理想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双重发展乃至升华。因此，在这个脉络中，“人民主权”始终在政治和超政治之间的不稳定和无法明晰的地带寻求它的位置，罗岗则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政治概念的延异性，将其放置在场域的交叠中，充分暴露出“人民主权”的难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