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主权”这个政治概念放置在历史过程中，作为理解中国历史的内在视野，往往被挪用作悬置的观念，那么如何在保持政治思想内在张力的同时，不脱离历史复杂性？在《人民至上》中，“理论如何即物”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答，也就是在以“土”为“民”之所附而展开的历史嬗变中来释放“人民主权”的内在丰富性：从“里甲制”的结构性危机到“双层土地所有权”这种土地制度形成的“乡村共同体”，再到由“民生主义”倡导的土地政策和革命主体的确立，再到建国后农业立国的现实状况和小农经济的痼疾使得土地改革问题迫在眉睫，直至80年代的改革，土地问题贯穿始终，正如罗岗所说，“中国式现代”的起源是改变土地支配关系和在此基础上的国家权力的实质性转换。作为上述问题的具体化事例，该书对《阿Q正传》的解析同样来源于这样的思考：“政治觉悟”通过“新文化”而启发“伦理觉悟”并不能打破士大夫阶层对民众的支配关系，而应该以与民众直接关联的生存直觉引发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相反相成的关系中，重构新型的“启蒙”与“革命”的关系。

    由此，国家主权从“皇权”到“绅权”再到“民权”的演变，使得“民众”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在接下去的中共领导的革命过程中，通过具体的革命实践和国家建设，不仅唤醒了“人民当家作主”主体意识，也将人民主权落到了现实之处。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我们能够意识到，国家主权问题存在着一个不断下移的视野，越来越多被政治权利排除在外的民众开始能够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这样一种“人民当家作主”的管理、组织、运行方式形成了一套宝贵的社会主义遗产，在罗岗看来，80年代开始的改革，虽然以开放市场为手段，但最终落脚点在于“共同富裕”，这并没有悖离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目标，也顺应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大势所趋。但是，在谈论改革的时候，有些人认为80年代的改革之所以顺利搭上经济自由化的列车，不过是对5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和企业政策“被压抑物的回归”，邓小平的改革抛弃了马列毛的教条，恢复农村的私人财产制并向地球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开放中国的门户，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论述，或者否定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或者将其理解为“至少是一场失败和中国发展的障碍”。

    以这种“想象性的断裂”为症候，正反映出人们对历史问题的粗暴和躲避，那么如何在一个历史记忆被刻意遗忘的今天，重新有效地召唤起人们对思想遗产的重视，以此克服改革过程中的负能量与副作用？《人民至上》对八九十年代改革主体性问题真切的思考打开了更多讨论的空间。也正是出于与这种“粗暴历史观”的对话，该书将现代化范式放置于革命史观之中，呈现出以“人民”为革命主体的现代化进程，既勾勒出历史进程自身的复杂性，又不乏面向当下改革问题的求索。力图将一些学者从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和地方性研究里寻找现代中国自身“剧情主线”的历史研究方式转化为另一条正面且颇为重要的切入中国历史的方式：从追求突破的“政治（革命）”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发现现代中国独特的“历史线索”。

    在这样的“历史线索”中，“在中国，何处发现历史”的问题迎刃而解，重要的不是答案本身，而是如何抵达答案：经由怎样的切入口，通过何种路径，采用什么方式到达目的地？《人民至上》对一系列问题的探索和解答，打破了以往历史研究的局限：在对问题的思考与分析过程中，革命实践与国家建设之间不再是一一对应的紧张关系，而是经由中介（在书中，中介可以说是主体认同构成的现实存在，即不同历史阶段“民”的政治/社会参与，这样的研究理路本身有力地破除了怀揣偏见的西方学者的“咒语”——他们信誓旦旦地用民主理念颠覆共产主义政权的正统性——证明了“民主”再不是从右边论议政治问题的特权武器），两者进入了永恒的对话状态。从学科内部看来，在问题导向中开放视野的界域，使文学史、政治史、思想史之间推动了有效的对话空间，这需要相当的思想力量和理论承担的勇气——这些无疑立足于罗岗一以贯之的学术思考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