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人的衰落

    1956年，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拟剧论”，认为社会就是一个“剧场”，人就是“演员”，每一个社会情境都可以看作一个戏剧舞台，照本宣科的行动者在舞台上照本宣科地表演着真实生活的戏剧。社会体系也就是“剧作家”对角色有着限制，不允许个人抛开剧本表演，更不能随便离开剧场。但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不想再当“演员”，却躲到台下当起了观众（并让自己成为窥私狂）。大家都希冀选出一个“公共人”来代表自己发表正义的言论，这个“公共人“的推举过程，和海选出一个娱乐明星没有区别。演员没有了，剧场也衰落了。因此，“保卫社会”成了当代社会学的核心议题。

     现代社会经历了三波市场化：第一波发生在19世纪；第二波发生在一战后；第三波则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在国家权力的操控下，市场迅速地膨胀，西方社会变成“市场社会”，或者是“贪欲社会”（弗洛姆语）。福柯的《必须保卫社会》梳理了极权社会的权力关系：权力体系由国家依据主权理论进行垄断，享有对个体及其派生机构实行监视、规制、制裁的权力，通过国家理性和警察的装备和技术持续并宏观地控制着一切权力模式。那么，他作为学者就有权力追问，这个权力体系会不会被不幸的人带来损失？“解决这种不幸是人们绝对的权力。”所以，他成了社会的捍卫者，提出“必须保卫社会”。

    “公共人的衰落”则是“保卫社会”的一个议题。理查德·桑内特的《公共人的衰落》（1974）、罗伯特·D.帕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与复兴》（1995）等探讨的都是这个议题。桑内特在书中指出，人们不再通过社会交往来参与和了解公共领域了，到19世纪，沉默的观察已演变成公共秩序的原则。“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人们没有权利找陌生人说话，每个人都有一个作为公共权利的无形盾牌，也就是每个人都有不被打扰的权利。”在桑内特出版《公共人的衰落》的1974年，网络尚未成为一种大众媒体和生活方式，但他已经对电子媒体的发展有着深深的警觉：“电子传播技术正是一种促使人们不再有公共生活概念的技术手段。”他提出的警示是：不要再做“沉默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