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13日凌晨4时，纽约皇后区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刚刚下班的酒吧经理基蒂·吉诺维斯在即将抵达公寓的时候，遭到一个持刀歹徒的挟持，欲行强奸。基蒂·吉诺维斯大声呼救并反抗，歹徒向她连刺几刀，她的38户邻居听到了呼救，目睹她在歹徒手中挣扎，却没有人出言阻止，直至歹徒逃离，才有人打电话报警。杰诺维斯因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去。

    这一案件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并创造出“吉诺维斯综合征”这个名词。心理学家用“旁观者效应”来解释不肯伸出援手的看客的心理，经济学家用纳什均衡定理还计算里头的得失，社会学家则从公民道德建设的角度探讨事件的根源。

    事实上，早在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就说过：“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事情，其他所有人的命运都和他无关。对于他来说，他的孩子和好友就构成了全人类。至于他和其他公民的交往，他可能混在这些人之间，但对他们视若无睹；他触碰这些人，但对他们毫无感觉；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他只为自己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脑海里就算还有家庭的观念，也肯定已经不再有社会的观念。”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诞生于19 世纪中叶的社会学是传统社会断裂的直接结果，或者说，是因传统社会断裂而生的所谓‘现代性’的产儿”。工业革命之后，急剧的社会变迁，驱使人们自觉地思考社会形式的构建，社会学因此得以在19世纪的西方诞生。也就是说，社会学在诞生之初，就面临着现代社会的批判和重建的任务。对社会及其病症进行尖锐的批判，并提出解决方案，正是社会学，家的使命。这一使命，在1976年米歇尔·福柯将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稿结集出版时得到了命名：必须保卫社会。

    什么是好的、健全的社会？

    心理学家埃利希·弗洛姆在他执教的大学里做过一个实验：让学生们设想这样一个情境——关禁闭三天，不许带收音机和闲书等消遣用品，也没有电视看，只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和经典文学作品，他们会作何反应？90%的学生表示难以接受，会有剧烈的恐慌心理；只有极少数学生表示会愉快度过这段离群索居的生活。弗洛姆的结论是，如果去掉了自我逃避的麻醉剂——包括电影、电视、广播、体育比赛及报纸，我们这个社会的病症就会完全暴露出来。

    弗洛姆关于社会病症的观点来自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认为，因为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日益同仁的需要相对立，整个社会是可能得病的，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他提出了“社会神经症”的概念。他写道：“如果文明的发展与个体的发展有着广泛的相似性，如果能够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这两者的发展情形，我们就可以说许多文明制度——或者文明的各个时代和整个人类——都在文明进化潮流的重压下患了‘神经症’。”弗洛伊德说，人有病，还可以治疗；社会有病，却没有人能够迫使社会接受治疗。对社会神经症的敏锐分析看似没有什么用，但总会有人敢于进行研究——他们就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

    有病，在马克思的表述里，就是“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对“异化”的批判是很多学者、作家的共同选择：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说，发达工业社会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则像《单向度的人》的小说版，生活越来越美好，强加在人身上的存在也越来越一致，但一些事物被视为无用而被无情摈弃，比如诗意、忧郁和苦闷；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在19世纪，无人性意味着残忍；在20世纪则意味着精神分裂般的自我异化。”

    马克思将以暴力行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锁定为社会重建的唯一道路，另一条路径则是早期大部分西方社会学家的主张，或通过道德重建、或合理化的改良解决现代社会的危机。像弗洛姆，他设想中的健全的社会，是一个符合人类需要的社会：“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人不是别人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而永远是他自己的目的；因此，没有人被别人当作手段，也没有人把自己当作手段，人可以展现他身上的人性力量。在这种社会中，人是中心，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活动都要服从于人的发展这一目的。……此外，健全的社会让人在可以驾驭和认识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使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动负责的参与者，使人成为他的生活的主人。”马尔库塞则将超越单向度的任务交给了两个对象，一是哲学，使一部分人觉醒；一是所谓“亚阶层”，亦即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认为他们是革命的主体。——某种程度上，其实很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