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诺将自己与张大春，以及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均视为跨“制造书的人”与阅读者之界限，却“更珍视更享受”读者身份的一类，尽管非个体所能左右，但仍是“期盼一种纯粹读者时代的来临”。而《读者时代》就是唐诺对此心愿的一份努力了，在阅读的丛林里悠游，不是以六经注我，以我之色浸染外物，而是寻求阅读的多元可能性，“你隐约察觉这里头不晓得可装载多少新东西的看不到边界世界”，伸手触摸，那一种况味足以让你感知失落的灵魂。

    《读者时代》阐释一本本的书籍（亦含电影），也论述书背后的人，知人论世，此之谓也。唐诺的悠游，不是浮光掠影般的一瞥，而是基于极笨重的功夫之上。如讲述契诃夫——一双最干净的小说眼睛，非短时间可完成，而是从高中阶段的新潮文库开始，直到在北京三联书店买回十六册全集，历时近三十年，然后才得以透彻窥视契诃夫那“仿佛介于成品和素材之间，介于小说和民间生活史之间”的奇妙作品；对于梅特林克的《青鸟》，不仅有着从漫画书到文字书的逐渐演变，还有与幼年自家惨淡境况的暗自相合，青鸟又何尝仅仅是青鸟那么单纯？和侯孝贤的交情早在其未功成名就时，对其电影作品自然不必有神化色彩，而是追寻那永恒失落的最好时光，个体与时代在单行道上一去不返。 

    唐诺一本本书读去，自我设定的位置是进入，充满个人真切感受的进入。他讲格雷厄姆·格林，其小说“用的不是现代主义的文学布景搭建，而是用的真山真水，这样的道德景观，既是心志的，也是实体的，是文学剧场空间，也是历史真实空间”，其不合时宜处，如同我们内地先锋派文学盛行时，用写实手法写就的小说大受压抑，不见爱于新潮评论家之眼，不知格林始终未获诺贝尔文学奖有无类似因素。唐诺看重格林的说故事能力，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文学国度的创建者，可称之为“格林之国”。但于此国度中，却是一个苍老之人注视着年轻的土地，看着一切凶险即将发生，却无人肯听他的预言，对于他而言，只有永恒的异乡。我们可以看到，唐诺的这种阅读进入，确是虔敬而真诚的，其寻求的是探究作家创作的底里，以平视的视角，拂动琴弦，既为自娱，亦召唤同调者。

    未定于一尊、蕴涵多种可能性是阅读的乐趣与真谛所在，即谁也不知道在下一个街角会遇到什么。唐诺谈阿城的《常识与通识》，有他自己的发挥，“常识没什么了不得的，甚至说对说错都没那么要紧，而是它是鸡啼，是Morning Call，是清醒的声音，负责把我们唤回它所从来的、扎根的真实无欺世界，一个具象清明、朗朗乾坤的世界。”他或许与阿城达成了共识，也或许是自己从阅读中引申出这些，不论如何，唐诺在乎的是阅读的多层次性，既有阅读者的耐心细致，也要与书籍形成对话关系。而这种对话关系，于契诃夫小说尤甚，因为非戏剧性、非概念化人物是其作品的特点，在如许丰富的可能性面前，阅读者无法按捺住解读与阐释的冲动。唐诺起始有拿契诃夫这些“美丽但无用”的小说不知如何是好的烦恼，但在身边的小说家朱天心、张大春对契诃夫的激赏之下，重读其全部作品，“努力地读和想，好像也有点懂了”。契诃夫的谦逊与温和，使其不会拿笔下的人物作为棋子，不会因顺应某种理念而修改事实，因此他的小说“凝聚不成某种雕像般刚硬的、截然的、和寻常世界划清界限的封闭性作品来”。而在谦逊之外，更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成就了契诃夫如此干净的一双小说眼睛，其独特无人可以取代，因为源于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