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正因为它那显赫的名声以及像大河一样恒久的生命力，它在我的书架上占有一席之地，倒不失为一件长面子的事。因提倡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的青年胡适归国之初，就常把荷马的一句话挂在嘴边，且常以英文诵读之：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如此简单的一句话，精通两种文字的胡适之翻来覆去，前后至少译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917年3月8日的日记中随手译的，“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第二次是在1919年6月由少年中国学会举办的一次演讲中译的，“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若干年后，在为清华二十周年校庆题词时，已成一代学术宗师的胡适终于找到了更满意的译法，“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尽管获得非同寻常的重视，此语却非胡适自己读英文《伊利亚特》的心得，而是从19世纪一个叫纽曼（Cardinal H.Newman）的英国学者那里“顺”来的。以胡适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诸翁的谬见（胡适认为莎士比亚惟有在其时代才算是圣手，远不如19世纪一些写实风格的剧作家；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纤细琐事”对于青年胡适更是折磨，几乎使其不能终卷），以及对文学进化论的暗中信奉，想来他也不会十分欣赏这位处于源头地位的基俄斯人，但这并不妨碍他时常引用它，一显自己开风气之先的襟怀。既然豪情万丈的胡老先生可以如此对待这位盲诗人，灰头土脸的我辈把他老人家的作品买来不看，只在书架上供着（后来又添了陈中梅的译本），也就可以理解了。

    要不是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这种情形将一直持续下去。2004年，在我人生旅程的中途，一种特殊的命运突然降临到我头上。为了排遣内心的惶恐与孤独，我开始埋头读书，阅读生物学家E.迈尔、E.O.威尔逊、R.道金斯、S.J.古尔德、S.平克等人的著作。就我目前从事的职业而言，这是早就该补的功课。让自己对进化论的认识停留在古老的“物竞天择”的水平上，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况且根据彼得·沃森（Peter Watson）的说法，我们如今正处于一个“普遍达尔文主义”时代。尽管道金斯、威尔逊的观点令很多人着迷，在中国大概也更有名，但真正使我难以忘怀的却是那位不温不火的古尔德。我读的是田洺译的《自达尔文以来》和《熊猫的拇指》，其中有部分文章读了几遍。古尔德的文章大多写于二三十年前，在这期间，出现了更多的古生物化石尤其是古人类化石，分子生物学的进展更是神速，文集中的少数内容该修改了，但基本的观点还是站得住的。更重要的是，他的文章真是有味道啊。法布尔肤浅过时的《昆虫记》可以在国内获得热捧，古尔德美妙深刻的文章却颇受冷落，实在是咄咄怪事。有人认为古尔德是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兼作家，但我觉得他就是我们时代—实证时代—的哲学家。从前由柏拉图、阿奎那、康德、黑格尔等人占据的位子，现在则部分地被古尔德、道金斯、平克这样知识渊博且具有人文情怀的人取代了。

    古尔德认为，灭绝对于物种来说是一种常态，就像性一样，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恐龙最明显的特征不在于它们的灭绝，而在于它们在地球上主宰得太久”，古尔德似乎在故作惊人之语。但他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因为化石记录表明，一般的无脊椎物种的生活时限为500万年到1000万年，而脊椎动物的生活时限通常还要短些。我想任何人在听到这种观点后，都会自然而然产生一个波及自身的问题：既然灭绝是所有物种的最后归属，那么所谓的Homosapiens这一自命不凡的脊椎动物会例外吗？

    这种杞人忧天式的论调并不新鲜。即便不去考虑宇宙的终结，有一个指标却是不得不考虑的。太阳作为恒星的一员，本质上是一座在天上运行的核电站。它迟早会因“燃料”耗尽发生膨胀，变成一颗巨大的、足以吞没地球的红巨星。而在这一天到来前，地球上早就不会有生命存在了。但古尔德的最后归属论不是指这种情况。显然，他在内心并不相信人类的生命之河可以绵延那么久远。不仅如此，当他写下“谁敢打赌说智人会比雷龙生存的年代更长”之类的话时，他简直是在说：假如人类果真取得像恐龙那样的业绩，那你们就知足吧！

    明白了这一点，当我们读到以下这段话时，就不会太奇怪了：

    “假如人类可以生存到目睹50亿年或更长时间后我们星球的毁灭，那么人类生存的历史无疑是生命史中史无前例的。届时，我们会欣慰地唱出我们人类的最后哀歌——富贵如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