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因为写了几篇小说，混了个作家的头衔，顺便也结识了一些同样做着文学梦的青年作家。既然做着相同的梦，大家便不时小聚一回，谈谈各自的作品，谈谈圈子里的事情和圈子外的新闻，有时也会讲一些笑话，包括黄色笑话和政治笑话。

    自然大家也会谈到一些外国作家，谈得最多的是谁，我已经忘了，反正不外乎20世纪的著名作家或时髦作家；间或也会谈到19世纪的作家，但在我们眼中，他们差不多都过时了，都落伍了。例如我们可能会大谈一位叫卡佛的美国作家，而对另一位比他伟大得多、公认的现代短篇小说之父却视而不见。这种情景与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大谈秘鲁作家鲁尔福或巴西作家罗萨倒有点相似。至于19世纪以前的作家，至于遥远的希腊作家，尤其是那位将近三千年前的荷马，则从未听谁提起过。我们只顾埋头写自己的东西，就当他老人家根本不存在似的。历史上可能并无荷马其人，但这里的不存在指的是，这位“来自山石嶙峋的基俄斯的盲人”连同归在其名下的两部作品都不存在。

    但由罗念生、王焕生翻译的《伊利亚特》就在我的书架上，且在那里放了好几年了。自然，它是不会自己长腿跑到那里的，也不是别人赠送的。它就是我花钱买的。买来了，放在书架上，但就是不看。不看，是因为它早就过时了，是老什子的老什子了；不看，是因为它是原始部落口口相传的产物，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不看，是因为远古的艺术必定是粗糙的丑陋的，就像远古的石器一样；不看，是因为它肯定是无法卒读的；不看，是因为周围搞写作的人都不看；不看，是因为不但中国人不爱看，好像老外们现在也不爱看—据说“荷马之死”紧随着“上帝之死”俨然已成定论；不看，是因为有些如雷贯耳的著作可以不必亲自去读，例如学经济的不必去读斯密的《国富论》，学物理的不必去读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学生物的不必去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等；不看，是因为表面上满不在乎的我们，心里头其实对他怕得要死，不把他视为同类，甚至不把他视为人类中的一员；不看……尽管谁都清楚，我辈是必朽速朽之人，此君则在永垂不朽之列；需要强调的是，两种人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用歌德的话说，连给此君提鞋都不配。

    但我知道历史上有一些人将荷马史诗读得很有名，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是一个著名例子，据说在其疾风骤雨般的征服生涯中，《伊利亚特》一直是他的枕边书。对于尼采，荷马创造了甚至令最伟大的天才感到沮丧的作品，其中矗立着可供后代景仰的不可逾越的形象。我还知道许多伟大作家如维吉尔、但丁、弥尔顿、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对荷马极为赞赏。就我有限的了解，托尔斯泰和济慈的例子似乎尤其值得一提。托尔斯泰初读《伊利亚特》时是有保留的，后来他学会了希腊文，读到了原汁原味的《伊利亚特》，才大呼过瘾，并认为翻译的荷马与真正的荷马，其差别犹如“冒着蒸汽的沸水之于冷冽的泉水，后者虽然冷得令人牙齿发痛，有时夹带着泥沙，但它受到阳光的照射，晶莹闪亮，更加纯净，更加甘美”。但并非人人都可以像托翁那样直接品尝原著，且即便会希腊文，也未必有他老人家那样的感受力。诗人济慈读的就是查普曼（G.Chapman）的译作，且把他的感受写入诗中。查普曼是第一个让荷马说现代英语的人，他的译作被后人认为华丽有余而质朴不足，但这并不妨碍济慈先生读得如痴如醉：就像观星学家发现了一个新的星座，就像科尔特斯发现了太平洋。对于一位能够感觉到鲜花在自己身上生长的诗人，我怀疑这些比喻能否道出其真实感受的十分之一，所以我们应该把济慈本人的感受而非任何其他比喻作为一个参照系，就像历史学家把阿基米德的裸奔和大喊大叫（他喊的是“尤里卡”这个词，如果你不解其意，可以径直把阿老看成是现代行为艺术最古老和最伟大的先驱）作为科学发现时刻的参照系一样。事实也是如此。当凯恩斯的著作传入美国时，当时的青年经济学家的领袖萨缪尔森就把他们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心情与济慈读荷马史诗的心情相比较。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必去读《伊利亚特》，原因也很简单：我既不是托尔斯泰，济慈，雅斯贝尔斯，也不是什么青年经济学家的领袖……再说一遍，也不配给这些人提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