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的《别样的色彩》（宗笑飞、林边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是一部“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的个人创作生涯自传式文集，作者自己强调是“碎片式”的。他说“总有一天，我也会写出一本仅由碎片组成的作品”；“这就是那本书，所有碎片都置于一个框架之内，暗暗指向一个我试图掩藏的中心：我希望读者在想像那个中心的形成时，会感到快乐”（序言）。

　　如果我们在读完全书后要追问：什么是他试图隐藏的中心？大概会感到困惑，因为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固定的答案，很可能连作者自己也并不清楚，实际上很有可能他只是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似乎感到有这么一个试图要隐藏的中心而已。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沿自己所感兴趣的碎片所折射出的光芒的方向，去寻找那些试图暗暗隐藏的中心——读者完全有这样的权利。但是，我们未必会如帕慕克说的会感到快乐，而毋宁说我们很可能会感到无法遏止的悲哀与痛苦。

　　向我砸来的第一块最大的“碎片”是《阿瑟·米勒国际笔会讲演词》。1985年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和哈罗德·品特受国际笔会委托到伊斯坦布尔会见受政治迫害的土耳其作家及其家属，让全世界都关注他们的苦难。帕慕克因为是懂英语的作家而被推荐担任向导和翻译。“在此之前，我只是站在政治世界的边缘，从来不想介入其中，除非是被迫而为。但是现在，当我听到那些令人窒息的关于镇压、残酷和邪恶猖獗的故事时，负罪感让我介入了政治，正如同踏实感也是让我介入政治的另一个因素。但是，同时我又感到一种同样强烈却与之相反的愿望：要保护自己免受政治之害。”（第208页）这不是指向一个隐藏的中心的非常明确、非常锋利的方向吗？当然，如果仅仅是有所感触，这个中心还是难以形成的。问题是，帕慕克的思考沿着这个方向继续飞，这次当向导的经历使他意识到，并且在二十年后写这本书时还特意强调：“不管处在哪个国家的环境之下，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普遍的人权。现代人对这些自由的渴求，不亚于处于饥饿中的人对面包的渴望。”（第209页）由此他一再提到耻辱和自尊这两个概念。过了十年，一位印度作家向帕慕克提了这样的问题：“帕慕克先生，你希望在小说中探讨你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却又避免卷入其中，是害怕受到起诉吗？”接下来是一段长长的沉默。然后，“考虑完这一切，我立刻为我的沉默感到羞耻，然而却又深深意识到这一事实：言论自由与自尊心和人的尊严有关”（第211页）。

　　接着他继续谈到与沉默不一样的是改变措辞的不沉默：“改变措辞，将其包装成大家都能接受的样子，成为这类竞技场的能手，这有点像勾结海关进行走私活动，就算成功的话，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样会产生耻辱感和堕落感”；而与此相反，“思想自由，是那种可以表达内心深处的愤怒所带来的快乐，……荣誉和人的尊严都取决于此”（第211页）。这是作为一个诚实的作家、一个面向现实生活的作家的政治判断，尽管他自认为“向来难以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我的政治判断”，实际上他的立场和见解既是明确的，同时也有对复杂性的辨识。因此，他知道“有些暴政和压迫的受害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突然变成压迫者”（第210页），也对西方国家进行伊拉克战争的合理性表示了质疑和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