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周末：这部著作的确代表了一个时期内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巅峰，但您似乎认为它有某些不足？

    吴国盛：是的，的确如此。李约瑟的编史纲领代表的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盛行的版本，辉格史，也就是，把历史看成是以今天为发展目标的进步史。事实上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人有自己当时的目标，他们并不知道我们今天是怎么回事，也不可能以我们今天的样子为发展目标。所以，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科技史界努力从种种极端的辉格史中摆脱出来，努力回到历史情境之中去，发展了许多新的编史纲领。但很可惜，在中国科技史界，虽然有一些新的编史纲领和新的编史实践出现，但总体上还没有从辉格史中摆脱出来。李约瑟的确还未被超越。

    当然，与西方科技史研究相比，中国科技史研究起步较晚，因此整体上没有走出积累材料整理材料的阶段，还谈不上多元化编史纲领的运用，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李约瑟纲领的主要问题在于，它的读者是西方人，因而更多的从西方人的角度发掘中国文化能够为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科学）所理解的那一部分，而没有着力阐释中国科技文明的独特性，没有把中国的科技成就和科技文明的历史发展，放在中国文化自身的语境中来考察。当然，李约瑟不可能看不到中国文明的特殊性，比如他就指出中国人的世界观是所谓的有机自然观，与西方的机械自然观有根本的不同。但是，有机自然观这个说法，仍然是从西方人角度讲的，西方也有有机自然观，而且只能从与机械自然观相对的意义上去理解。李书也不是着眼于这个无所不在的有机自然观去考察中国的科技文明史。

    解放周末：比如说？

    吴国盛：比如说指南针。李约瑟其实也知道指南针的最初发明，是为了满足风水堪舆的需要，用于航海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在指南针与风水堪舆的关系上多做文章，倒是花了不少力气论证指南针的发明以及所代表的磁学成就如何领先西方，用于航海如何在时间上领先。实际上，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对于欧洲来说是革命性的技术，对中国就根本不具备革命性。如果放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下，它们完全是另一套故事，但这个故事目前还没有被讲出来。目前讲出来的，本质上都是西方语境下的故事。

    解放周末：您和某些科学史家一样认为，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是否也出于这个原因？

    吴国盛：是的。李约瑟预设了世界上各个科技文明最终都会，或迟或早，发展出现代科学。这个预设是错误的。如果没有来自西方的强力入侵，中华文明绝无可能自发生长出近代科学来。近代科学完全是西方文明这棵大树结出的果实，你非要问为什么梨树上没有结出桃子，这个没有多大意义。中国近代科技史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近代中国人不是把传统科技的发展方向引向了现代科技，而是根本抛弃了传统科技，重新学习和发展西方的科技。传统科技与西方科技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解放周末：这个问题其实和问“美国为什么没有产生中医”一样。

    吴国盛：是这个意思。

    解放周末：那么，在您看来，我们怎样才能突破李约瑟给我们的巨大影响和束缚，从另一种角度来观察中国古代科技史呢？

    吴国盛：既要重新思考历史，引入新的编史纲领，也是重新思考“科学”：究竟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它在形态上和西方科学有何不同……我们可以从中国科学技术的独特性着手，重写科技史。西方汉学家已经有不少新的尝试，比如美国汉学家白馥兰的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美国汉学家费侠莉的女性主义医学史研究。在中国内地，也已经有一些可贵的编史理念和编史实践出现，比如上海交大江晓原教授对于中国天学的研究，比如中科院孙小淳教授提出的用“两岸风光”模型代替“百川纳海”模型，都是对传统研究模式的突破。但是，这些新的编史理念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有待发展，还没有落实到更广泛的编史实践中，至少还没有产生一部新的通史。所以现在我们还只能读李约瑟，或者读罗南这本权威、经典的缩写本。

    解放周末：这对当前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吴国盛：是的，用新视角来重写科技史，写出比肩、乃至超越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品，恐怕需要20年、30年，甚至50年时间，需要一两代人的艰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