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希：普鲁斯特的长句，对译者来说当然是一种挑战。法国研究者曾经以第一卷、第二卷文本为例统计，超过10行的长句占了23%。思想之深刻，结构之绵密，都要求译者全身心地投入，沉潜把玩，细细琢磨，才能逐渐接近作者、贴近作者。假如我一天花在翻译普鲁斯特上的时间有4个小时，那么其中2个小时就是用来琢磨的。

    当然变成中文有时也是个痛苦的过程。我往往先不在电脑上工作，而是把想到的句子尽快写在纸上，然后反复打磨，力求让译文更贴紧原文，更好地表现出长句的节奏和韵律。涂涂改改，经常把一张纸涂成个“大花脸”，最后才录入电脑，这时又是一次修改的过程。

    翻译时的状态，或许也包括个人生存的状态吧。生活在社会中，心情自然会有起伏，也难免会有情绪很低落的时候。第一卷出版期满后，没有出版机构再找我，有一段时间是空白的。

    普鲁斯特会创造他的读者

    有人说，阅读普鲁斯特，是一种“踩着耀眼的碎片，在他的文本中感受深度晕眩”的感觉。普鲁斯特，一直是一座象征着阅读难度的高台。

    深圳晚报：普鲁斯特，一直是座象征阅读难度的“高台”。他在中国似乎有这种遭遇——所有人都知道他的《追寻逝去的时光》好，但却没有几个人真正耐心读完过。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次重译，能够帮大家逾越阅读障碍吗？

    周克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在法国，其实也是如此，特别喜欢普鲁斯特的人有，但并不多，完全不看的人不多（因为中学教材里有《追寻》的选段），但也有。举一个例子，我在巴黎买火车票去普鲁斯特的家乡伊利耶，卖火车票的人问我：“伊利耶是哪儿？”我说：“是普鲁斯特的家乡。”那人又问：“普鲁斯特是谁？”我当时很吃了一惊。

    能不能帮助读者逾越阅读障碍？我尽力而为吧。

    深圳晚报：能否给我们讲讲，您对普鲁斯特其人其作的理解。和普鲁斯特“相伴”这么多年，对他的认识是否有变化？对您自己的生活是否有影响？

    周克希：我对普鲁斯特始终有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感觉。一开始，总觉得自己是从下面在仰视他。但在漫长的翻译过程中，我渐渐感觉到，不妨两种态度兼而有之，既仰视他，也平视他，就像对一位你很尊敬的朋友那样。

    在翻译《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二卷时，我同时也应出版社之约，在整理自己的一套译文集，另外还写了一些翻译之外的东西，例如为英、法文版的“文化中国”丛书写了一本《中国书法》，等等。这些也都是我生活中的内容。但不论什么时候，普鲁斯特一直是我心中的“障碍”——我在翻译他的时候也好，不翻译的时候也好。

    深圳晚报：您心目中的《追寻逝去的时光》的读者是什么样的？

    周克希：我在一本小书《译边草》中写过：“我给自己悬定的翻译标准是：一、（肯正襟危坐的）读者能顺利地往下读，二、（有文学趣味的）读者能从中读出它的好来。”但其实说到底，只要愿意看就行，翻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就行。普鲁斯特说过作品“可以创造读者”，说不定，翻译作品也可以“创造”读者？

    译者应该像一块玻璃一样

    1992年之前，周克希是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只因为对文学翻译的热爱，他才下定决心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当编辑，并开始了对普鲁斯特的追寻。

    深圳晚报：您大学时读的是数学系，1988年，您应译林出版社之约参与合译《追忆似水年华》第五卷时，曾有人质疑：一个学数学的，能做好翻译工作吗？您觉得理科的学习背景，对于您后来从事翻译，有何影响？文学翻译，对您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周克希：翻译意味着让我有了第两次人生。我想，学过理科的人，在思维的严谨和逻辑性上有过一些训练，这对把握普鲁斯特的长句说不定有一点好处。普鲁斯特本身就是一个思维很严谨的人。

    我曾参加过一个关于普鲁斯特的座谈会，主持人向从法国而来的研究专家介绍我时，说“这是位数学家”。那位普鲁斯特研究专家沉吟片刻，然后说：“普鲁斯特有数学家的气质”。这句话在我后来的翻译过程中，时常在脑中浮起，普鲁斯特确实让我感受到了这一点。

    深圳晚报：可否评价一下现在文学界的翻译水平？有人说，如今的翻译界与二三十年前相比，已无法相提并论，认真的译者越来越少了，甚至出现许多粗制滥造的翻译作品，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周克希：翻译总是有好有坏的。出现粗制滥造译作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译得太快了。译得太快也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译者需要靠稿费养家糊口，这是很无奈的。

    深圳晚报：您认为，翻译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怎样的？

    周克希：我服膺傅雷先生的主张：“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译者千万不能显摆，要贴近作者，用心去感受作品。译者应该像一块玻璃一样，让读者忘掉译者，这当然是很难的。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去做一块透明的玻璃，让杂质少一些。